【這些人那些事】趙麗生二戰帶領華社籌款援中 峇抗日英雄寧死不屈 

急公好義熱心教育
峇華仁中學創辦人之一

根據史料記載，趙麗生來自中國廣東潮州惠來，畢業於汕頭嶺東商業學校，也是峇株巴轄華仁中學的創辦人之一。

他於1912年南來柔佛時，曾在新山的私塾及寬柔學校執教，直到1920年才棄教從商，前來峇株巴轄發展，經營椰子及樹膠土產生意。

趙麗生急公好義又熱心教育，曾出任愛群女校及正修學校董事長，又出錢出力創辦華仁中學，當時人們都尊稱德高望重的他為“先生”。

3兄弟被捕
二弟逃劫

日治時期，趙麗生、趙平階及趙順旋三兄弟先後被日軍逮捕，趙麗生被捕後最終遇害。

趙麗生的弟弟趙平階後來進入山中逃過一劫，他過後還曾出任峇株巴轄中華商會會長及五校董事長，目前峇市仍有一條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平階路”（俗稱貪吃街）。

趙順旋則在被日軍逮捕後遭到毒打及強灌肥皂水，當時腿部只剩下骨頭，但仍保住性命。曾任峇株巴轄潮州會館會長和德教會紫英閣閣長的已故趙金彪，就是趙順旋的兒子。

逼供出抗日分子
籌賑會領袖受盡酷刑

為逼趙麗生供出其他抗日激進分子，日軍逮捕他後對他用盡酷刑，但他視死如歸，根據記載他當時絲毫不畏懼地向日軍說道：“領導抗日的就是我，要殺就殺我，何必牽涉別人。”

當年的麻坡著名記者兼柔佛籌賑會宣傳主任李冰人曾報道，峇株巴轄和麻坡籌賑會領袖從1942年3月初被日軍拘留後，幾乎每天遭受刑拷。

在囚禁初期，日軍提出若肯獻金7萬元，所有人都可獲釋放，但籌賑會領袖都不屈服，認為以金錢贖命太過可恥。

過後他們又被單獨囚禁，毒打拷問得更頻密，日軍要求他們每人須供出100名抗日激進分子才能獲釋，但大家依然不願出賣同胞，結果在囚禁20餘日後，悉數遭日軍帶往郊外處決。

日軍用機關槍掃射
32人僅周細粒倖存

當年日軍用鉛線捆綁32人的手腳，讓他們平排跪著，然後用機關槍掃射。趙麗生在中槍後餘氣尚存，仍痛罵日軍不休，日軍上前對準他的胸腔再刺一刀，他才喪命，終年53歲。

在這次的屠殺行動中，只有周細粒、鄭明月及許思恭3人，因未命中要害而逃過一劫。當時在趙麗生身旁伏地詐死的鄭明月，雖再被日軍連刺兩刀，但仍沒當場喪命。

3人事後逃離刑場，才讓後人獲知當時的情況。不過，後來許思恭因傷重生存無望而自殺，鄭明月也因醫治無效而死，只有身中6槍的周細粒成為唯一的倖存者。

1947年3月17日，趙麗生等柔佛各地殉難義烈的遺骸葬入“亞依淡二戰華僑殉難烈士公墓”，全柔各地皆下半旗，學校也多數停課，華社一片悲傷肅穆。

日軍強迫繳奉納金
華裔傾囊保命

二戰時日軍佔領峇株巴轄後，曾強迫華裔繳納逾百萬元的“奉納金”，以補償當地華裔過去抗日的罪過及獲得日軍的寬恕，奉納金的數額與峇株巴轄籌賑會數年來所籌獲的款項總額相等。

當時在戰亂中市面蕭條，華社籌款時萬分困難，但在日軍威脅下，華裔只能典金當屋，甚至傾囊保命。

日軍剛入侵峇市時，曾以中華商會為主要目標，連日派出軍機轟炸峇市建築物，導致市民紛紛逃往山芭躲避。

當時中華商會一帶的建築物受到最嚴重的破壞，一些市民被當場炸死，血肉橫飛，而柴橋頭一帶也有人遇害。

鄭昭賢：趙麗生曾任主席
籌賑會壯大至34分會

資深報人兼文史工作者鄭昭賢表示，峇株巴轄籌賑會成立後，第一屆主席是著名華商陳瑞和，趙麗生則出任第二屆及第三屆主席，並將辦事處設在中華商會（現稱中華總商會）。

他說，當年籌賑會委員每天都在辦事處輪值服務至深夜，後來為了方便辦公，才將辦事處遷至樹膠公會，籌賑會規模也逐漸壯大。

“由於峇縣地廣，籌賑會為了便於籌款，於是逐步組織34個分會，人數介於三四十人至兩三千人，大家在籌賑會指揮及分會配合下到各地進行籌賑工作，所籌得的款項越來越多，並都悉數捐助中國。”

謝福合：絕不出賣同胞
熱愛祖國精神令人動容

峇株巴轄潮州會館永久名譽會長謝福合透露，趙麗生於1940年創立峇株巴轄潮州會館，就是為了發動籌款援助中國抗日。

“1937年日軍開始入侵中國後，中國政府便派出特使前來馬來亞，要求華僑籌款援助中國，於是趙麗生便成立潮州會館，號召潮籍人士一起響應籌款運動。”

他指出，趙麗生從1940年開始領導峇株巴轄潮州會館支援祖國抗日，直到1942年遇害，會館的會務也暫時停頓，到了戰後的1945年，會館才恢復活動，並由林銘溪接任會長職。

“趙麗生熱愛祖國的精神令人動容，他在日軍入侵時堅持不肯逃跑，而且敢作敢當，絕不出賣自己同胞，是一位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傅慶隆：捨身成仁
趙麗生不應被遺忘

峇株巴轄中華總商會會長傅慶隆表示，在二戰時期的動盪年代，擔任商會會長的趙麗生挺身而出，出錢出力領導華社抗日，最終更捨身成仁，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不應該被後人遺忘。

“當年華社之中，有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支持者，但在國家民族的危急時刻，大家都能不分彼此齊心抗日。”

他指出，在英殖民時代，商會領袖除了照顧商家業者，也捍衛華裔的權益，要求英殖民政府更加公平對待華裔同胞。

“當時英殖民政府對華裔的教育及辦校工作也有諸多限制，商會當時扮演著華社領導機構的角色，並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