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的力量 扭转霸凌的关键角色

他表示，老师不应将学生问题全推给纪律处，而应管理班级纪律，找出需改进品性的学生，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他表示，教育研讨会工委会一直与社团合作，欢迎社团到校举办反霸凌活动，过去反响良好，但家长出席率需提高。委员会鼓励家长参与校园活动，了解学校情况及孩子进展。

他鼓励该工委会各区主席，必须通过社交网络或班级群组，让家长知道校方推动的活动，取得家长的配合，双管齐下，在家、在校都灌输一致的反霸凌理念。

马来西亚注册与执牌心理咨商师余秋玲指出，霸凌事件旁观者可以分为三类：一、彻头彻尾的旁观者；二、从旁观者变成加入霸凌行列的人；三、成为吹哨者，而不管是哪一类的旁观者，其日后都需要为霸凌事件付出一定代价，但相较起来，成为吹哨者的代价相对来的少。

她指出，在霸凌事件中，旁观者反而是一群很主要的角色，可塑性更大，如果人人都可以意识到这种身份，对霸凌事件是有帮助的。

“如果说，霸凌事件加害者的行为是从社会、流行文化或家庭学回来，旁观者的角色和行为也是向周遭的人学回来的。”

她表示，无论是选择沉默的旁观者，还是加入霸凌行列的人，日后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都可能面临深刻的内疚和自我谴责，这种心理负担可能伴随终身，难以摆脱。

“反观从旁观者变成吹哨者的人，虽然在事件过程中终止了霸凌事件继续，让事情终结，但代价也是存在的，包括成为霸凌事件加害者的报复目标，但相对其他旁观者来说，其受到的日后影响最小。”

她表示，语言或暴力霸凌过程漫长，期间必有警讯，如受害者哭诉，但若众多旁观者选择无视，将形成严重局面。一旦事件曝光，旁观者的“不作为”将被揭露。

“美国一些州属，在发现霸凌事件存在旁观者时，这些旁观者也会需要负上受法律对付的代价；如果说加害者是犯罪行为，旁观者就是疏忽行为。”

她认为，社会文化不应等到司法介入才采取行动，否则社会将缺乏公义，令人悲哀。她建议，鉴于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及教育部的多次指示，学校没有理由不制定防止霸凌的白皮书。

她分享一个案例：一名学生曾乱涂同学簿子、撒笔削在对方头上，还称是玩笑。后来，辅导室引导他从“加害者”转变为“保护者”，教他保护他人，塑造正义形象。这个过程不仅重塑了他的行为，还让他建立起自信与正义感。

另一方面，她指出，家庭预防霸凌有四点，包括：培养孩子自我价值感，降低被霸凌可能；建立学校“保镖”支持系统，找到同甘共苦的朋友；教导孩子与人为善，学会创造友谊；以及让孩子参与团体生活，学习察言观色、合群及解决冲突，形成天然屏障。

她说，家长面对孩子被霸凌时也需要采取四个步骤：一、揭露事件，并且要确保孩子不再被伤害；二、安抚孩子情绪；三、要求学校安排会面，在与学生家长会面时，见证孩子对谈，但不插手介入孩子的问题；四、确保加害者承诺自己不会再犯。

转校不是处理校园霸凌的最佳方式，因加害者可能继续作恶！

余秋玲指出，受害者则因未能在原事件中为自己发声而更脆弱，若在新学校再遇霸凌，可能更感无能。她主张“零容忍”霸凌等于“零思考”，不健康，加害者应有改过机会。

她表示，确认霸凌事件后，校方需立即介入，优先确保受害者安全，隔离加害者与受害者，防止接触；同时收集其他学生信息，安抚受害者情绪，安排辅导，并建立支持系统，如组织同学陪伴。随后再追究加害者责任，通知家长并进行调解。

她表示，校方有必要在事后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让他们重新对话，而在惩罚加害者时，也要顾及对方的尊严，因为对方是行为不当，但还处在人生需要塑造的阶段还未定性，尽管行为可恶，但切记不可为加害者贴上撕不掉的标签，而是给予对方机会建立往后可以成为正直可改错的人的自信。

她表示，“霸凌”在当今社会是严重指控，不应将所有小摩擦轻易定性为霸凌。否则，孩子可能因一时冲动或非恶意举动被贴上“霸凌者”标签并受罚，这并非任何人所愿。

新山宽柔中学校长蔡劲雄表示，霸凌事件是社会各界都有遇上的问题，在校园内，该校向来有既定方案，处理霸凌事件投诉。

他说，当收到霸凌事件投诉后，训导处和辅导处会同步处理投诉，当中包括向第三方如同班学生等，进一步了解情况，进而界定投诉事件的类型。

“一般上，校方通常不会当下立即分辨谁对谁错，而是花时间进行调查和处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校方均会从中调解，让事件止步不继续发生。”

他表示，校方会在了解情况后，界定事件是否涉及言语霸凌、肢体霸凌仰或是网络霸凌，如果事件已构成身心灵伤害，校方就会采取纪律行动。

他说，为预防霸凌，校方通过集体宣导和生活辅导课探讨霸凌话题，帮助学生认识霸凌风险，提醒他们避免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并鼓励学生勇敢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