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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轻说

发布: 2:09pm 29/03/2025

李群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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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熙 | 八条半,一个令我难忘的地方

文/李群熙(特约作者)

不久前,吾友舒庆祥写了一篇《八哩半的近百年历史》,勾起我对八条半的许多难忘的回忆。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在八条半度过9年的青少年时光。距今75年,别梦依稀,许多往事已如烟随风飘逝,但也有很多事犹历历在目,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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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出生在八条石,那里只有十多户人家。1948年,殖民地当局,颁布紧急法令,强迫散居各地的居民迁往某一集中地。1950年,我家也遭迫迁。

当时,我的大姐在八条半的南益树胶厂工作,我们就搬到那里的工人宿舍居住。

八条半,是南益公司的地盘,有树胶厂和黄梨厂,还有上千亩的树胶园。

工人宿舍是一排排,又矮又窄简陋的木板屋,没水没电,水井和公共厕所在不远处。厕所也是用木板隔成的,男女通用,木板门常不听使唤,往往要一手扶着才能如厕,难堪的是,木板间有许多细缝,免不了“春光”外泄。更堪的是,有变态的登徒子,画了些不堪入目的粗俗的妖精打架画,令人作呕。

村里,有一间理发店,订一份《星洲日报》,我每天去看免费的报纸,算来,跟《星洲日报》结缘70年。

小时读光轮小学,1949年,改名南益小学,董事长是郭鹤尧先辈;1967年,再改名为国光小学。

紧急状态时期,一工难求。因此工头多数很霸道,作威作福,他们手中有一王牌,即随时有权解雇工人,不需理由,无偿,要你滚,明天就让你跌入失业的深渊,无从申诉。

南益树胶厂,有一座薰胶楼,高5层,用小木条隔成小空间,男工背着沉重的、湿漉漉的散发着恶臭的胶片,爬上楼把胶片-层层的披在木格间,工作既粗重又危险。常有工人滑倒受伤。

黄梨厂工人的工作也很辛苦,黄梨盛产时,工作超过12小时。以我二姐为例,清晨就去工作,傍晚放工,但睡不到几小时,工头就像催命鬼,沿门挨户地催去工作。不听话,饭碗随时跳舞。

黄梨腐蚀性很强,长时间接触,手脚被浸蚀得红里透白,稍一碰撞,马上出血。加上睡眠不足,疲劳过度,经常发生工伤事故。

工作的繁重,环境的恶劣,终于爆发工潮。

1956年初,南益树胶厂的工友展开争取基本权益的斗争。要求加薪、8小时工作、超时津贴,病假、公假、产假及改善工作环境等。经过一年多的坚持和谈判,最后取得胜利。

1956年尾,南益黄梨厂紧接着爆发轰动全马的工潮。

工人代表包括黄乐群和黄芝春,资方代表包括郑荆伦和郭鹤尧。工人的要求不外加薪和各种福利。

起初,劳资双方经过几次饭局交流,谈判相当顺利,然而,不久,资方开始反悔,他们从新加坡调来二十多名工人,强行霸占原有工人的工作台,摆明公然毁约和挑衅。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工人开始罢工。

之后,双方无法和解,工潮持续一段长时间。各地工友纷纷前来支援。

根据《陶德书香楼》,2004年出版的《郭鹤尧传》第67页,郭氏道出一段秘史,他说:“当时的内政部长伊斯迈是我的同学,他要我去他的office报告情况,我说,这是总工会搞的鬼。郑荆伦表现得太让步、妥协、接受工人的条件。”

之后,政府介入工潮。郭氏在书中笫68页说:“那时,三更半夜,12点,出动镇暴车把工厂包围起来,所有工人被赶出来”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工潮被暴力镇区下来了,黄乐群等也被“请去”吃咖哩饭。

工厂过后复工。吊诡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工厂宣告结业,了结他百年的沧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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