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柔佛残障训练中心 他们比你想象的更努力

他也指出，JARO成员们制作的手工艺品，也有开设作品陈列室贩卖，可惜在本地市场接获的反应比较冷淡。

“很多外国人特别珍惜他们的作品，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手作品，而且还是背后具有故事的残障人士，经过辛苦付出后才制作出来，非常有价值；但反观本地人，却缺乏这样的认知。”

他希望本地社会能改变观念，多多支持JARO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捐款。

经理约瑟罗伊透露，目前JARO约有50名员工，其中缝纫部门有14人，多为聋哑和学习缓慢的学生，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至少能为家政出点力，有人学会了缝纫技术，也会回家自行招揽生意。

他说，书本装订部门则有22人，这个部门的手工很多，逢年过节还会接到订制礼篮盒子的订单，而藤编部门的员工则不到10人。

“书本装订需要大量人手，因为从裁剪书皮、粘贴封面、整理书页到缝制装订，都是纯手工制作。”

他也提到，JARO也和大学生合作，让学生负责设计，残障者进行制作，推出时尚感十足的藤编手工包，反应相当不错。

对于行政管理，约瑟罗伊指出，在JARO工作的残疾员工和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早上8时打卡上班，也享有公积金和社会保险。

“他们不但从这里学会手艺，通过职场获取收入，也从中认识社会的结构体系，同时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有朋友和团队，不会孤单。”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这是一扇走向世界的窗口。”

刘文丰指出，近年来JARO也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政府规定的最低薪资制度，对这个非营利机构造成沉重负担。

“我们的每月开销需要大约7万令吉，其中5万多令吉用来支付员工薪资，但我们的商品销售收入仅2至3万令吉，远远不够。”

他说，JARO也必须接受残障人士对病假需求比较多的事实，而且没有办法要求残障人士的绩效，比如藤制品，一个星期可能就只做出2个，而这已经算很不错了。

刘文丰还说，由于能够支付的薪资无法达到最低标准，许多原本有意加入的残障人士也因此却步，很多人听到薪资不高，就不愿意来了。

“不过，也有些人选择留下，把这里当成家，许多员工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凯鲁丁（47岁）天生残疾，他不能说话，也不能独立行走，经过社会化训练，他在JARO工作了30年之久。

经理在介绍时提到，凯鲁丁在五六岁时被家人遗弃在巴士站，后来被送到孤儿院完成基本教育，成年了才被送过来学习。

“他可以明白文字，会看书，甚至还是网购专家，现在坐的轮椅，就是他自己买给自己的。”

因为车祸断了手掌的莫哈末阿占（43岁）是烫金机器操作员，失去一只手并不影响他取字块完成书页封面烫金的效率。

提及加入JARO的契机，他说到，以前的年代没有网路，他是在经历创伤后，偶然在横幅上看到JARO的宣传，因此决定加入，一做就做了13年。

“开始学习烫金压印时最难的部分，就是要测量字母之间的间隔，要预留对的空间大小给字母铅块，不能歪斜，烫坏了就不能用了。”

他认为，全手作的烫金技术其实在外界是非常珍稀的工艺，价格不菲，因为质感和印刷的烫金差别很大，还有手作的温度。

“如果要大量制作，也是非常辛苦，因为那些字母铅块有的非常小，很是耗费心力和眼力。”

70岁的冯京华在JARO工作了20年，凭借触觉与经验，可编织出一件件精美细密的藤篮。他说，学藤编对一般人来说，或许只需要几个星期，他却花上几个月。

“当时教我的老师是一名聋哑人士，而我是全盲的，我们之间没有语言，只能靠着他的手在我的掌心上比画，一点一点地教我。”

冯京华说，藤编最关键的地方是底部的稳固性，稍有误差，整个篮子就会变形，可是，他无法用眼睛测量尺寸，只能靠别人剪出一段段长度不一的藤条作为标准，再用手摸索着计算距离。

“最难的不是编织，而是我看不见材料的好坏，有些藤编到一半断裂，只能默默拆掉重来。”

可爱的大象造型藤编篮筐是34年老员工加拉尼莫哈末（61岁）设计的明星产品，获得多人青睐。他说，一般上一个大象篮筐要花3天的时间来做，因为篮筐、象头、象鼻和象耳都要分开编，个别做好再组合一起。

他表示，熟能生巧，有空的时候，他也会慢慢研究新的编法。对他来说，目前工作上最辛苦的部分就是有的藤很割手，容易受伤，拿取的时候要比较留意。

加拉尼莫哈末也透露，他和妻子也是在JARO相遇相知，然后共组家庭，因此这份工作带给他的意义更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