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赵丽生二战带领华社筹款援中 峇抗日英雄宁死不屈 

急公好义热心教育
峇华仁中学创办人之一

根据史料记载，赵丽生来自中国广东潮州惠来，毕业于汕头岭东商业学校，也是峇株巴辖华仁中学的创办人之一。

他于1912年南来柔佛时，曾在新山的私塾及宽柔学校执教，直到1920年才弃教从商，前来峇株巴辖发展，经营椰子及树胶土产生意。

赵丽生急公好义又热心教育，曾出任爱群女校及正修学校董事长，又出钱出力创办华仁中学，当时人们都尊称德高望重的他为“先生”。

3兄弟被捕
二弟逃劫

日治时期，赵丽生、赵平阶及赵顺旋三兄弟先后被日军逮捕，赵丽生被捕后最终遇害。

赵丽生的弟弟赵平阶后来进入山中逃过一劫，他过后还曾出任峇株巴辖中华商会会长及五校董事长，目前峇市仍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平阶路”（俗称贪吃街）。

赵顺旋则在被日军逮捕后遭到毒打及强灌肥皂水，当时腿部只剩下骨头，但仍保住性命。曾任峇株巴辖潮州会馆会长和德教会紫英阁阁长的已故赵金彪，就是赵顺旋的儿子。

逼供出抗日分子
筹赈会领袖受尽酷刑

为逼赵丽生供出其他抗日激进分子，日军逮捕他后对他用尽酷刑，但他视死如归，根据记载他当时丝毫不畏惧地向日军说道：“领导抗日的就是我，要杀就杀我，何必牵涉别人。”

当年的麻坡著名记者兼柔佛筹赈会宣传主任李冰人曾报道，峇株巴辖和麻坡筹赈会领袖从1942年3月初被日军拘留后，几乎每天遭受刑拷。

在囚禁初期，日军提出若肯献金7万元，所有人都可获释放，但筹赈会领袖都不屈服，认为以金钱赎命太过可耻。

过后他们又被单独囚禁，毒打拷问得更频密，日军要求他们每人须供出100名抗日激进分子才能获释，但大家依然不愿出卖同胞，结果在囚禁20余日后，悉数遭日军带往郊外处决。

日军用机关枪扫射
32人仅周细粒幸存

当年日军用铅线捆绑32人的手脚，让他们平排跪着，然后用机关枪扫射。赵丽生在中枪后余气尚存，仍痛骂日军不休，日军上前对准他的胸腔再刺一刀，他才丧命，终年53岁。

在这次的屠杀行动中，只有周细粒、郑明月及许思恭3人，因未命中要害而逃过一劫。当时在赵丽生身旁伏地诈死的郑明月，虽再被日军连刺两刀，但仍没当场丧命。

3人事后逃离刑场，才让后人获知当时的情况。不过，后来许思恭因伤重生存无望而自杀，郑明月也因医治无效而死，只有身中6枪的周细粒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1947年3月17日，赵丽生等柔佛各地殉难义烈的遗骸葬入“亚依淡二战华侨殉难烈士公墓”，全柔各地皆下半旗，学校也多数停课，华社一片悲伤肃穆。

日军强迫缴奉纳金
华裔倾囊保命

二战时日军占领峇株巴辖后，曾强迫华裔缴纳逾百万元的“奉纳金”，以补偿当地华裔过去抗日的罪过及获得日军的宽恕，奉纳金的数额与峇株巴辖筹赈会数年来所筹获的款项总额相等。

当时在战乱中市面萧条，华社筹款时万分困难，但在日军威胁下，华裔只能典金当屋，甚至倾囊保命。

日军刚入侵峇市时，曾以中华商会为主要目标，连日派出军机轰炸峇市建筑物，导致市民纷纷逃往山芭躲避。

当时中华商会一带的建筑物受到最严重的破坏，一些市民被当场炸死，血肉横飞，而柴桥头一带也有人遇害。

郑昭贤：赵丽生曾任主席
筹赈会壮大至34分会

资深报人兼文史工作者郑昭贤表示，峇株巴辖筹赈会成立后，第一届主席是著名华商陈瑞和，赵丽生则出任第二届及第三届主席，并将办事处设在中华商会（现称中华总商会）。

他说，当年筹赈会委员每天都在办事处轮值服务至深夜，后来为了方便办公，才将办事处迁至树胶公会，筹赈会规模也逐渐壮大。

“由于峇县地广，筹赈会为了便于筹款，于是逐步组织34个分会，人数介于三四十人至两三千人，大家在筹赈会指挥及分会配合下到各地进行筹赈工作，所筹得的款项越来越多，并都悉数捐助中国。”

谢福合：绝不出卖同胞
热爱祖国精神令人动容

峇株巴辖潮州会馆永久名誉会长谢福合透露，赵丽生于1940年创立峇株巴辖潮州会馆，就是为了发动筹款援助中国抗日。

“1937年日军开始入侵中国后，中国政府便派出特使前来马来亚，要求华侨筹款援助中国，于是赵丽生便成立潮州会馆，号召潮籍人士一起响应筹款运动。”

他指出，赵丽生从1940年开始领导峇株巴辖潮州会馆支援祖国抗日，直到1942年遇害，会馆的会务也暂时停顿，到了战后的1945年，会馆才恢复活动，并由林铭溪接任会长职。

“赵丽生热爱祖国的精神令人动容，他在日军入侵时坚持不肯逃跑，而且敢作敢当，绝不出卖自己同胞，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傅庆隆：舍身成仁
赵丽生不应被遗忘

峇株巴辖中华总商会会长傅庆隆表示，在二战时期的动荡年代，担任商会会长的赵丽生挺身而出，出钱出力领导华社抗日，最终更舍身成仁，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不应该被后人遗忘。

“当年华社之中，有国民党及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在国家民族的危急时刻，大家都能不分彼此齐心抗日。”

他指出，在英殖民时代，商会领袖除了照顾商家业者，也捍卫华裔的权益，要求英殖民政府更加公平对待华裔同胞。

“当时英殖民政府对华裔的教育及办校工作也有诸多限制，商会当时扮演着华社领导机构的角色，并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