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之道,一切以真为准,所谓真,即要有真凭实据,如出自政府档案局的资料、大专院校、会馆、庙宇的珍藏文物或名家经得起考验的史书等,总之,文中要有值得信赖与可靠的出处。
同时,还须以眼见为实,置身之中,有所接触,常有利用,而非道听途说,听乎想像,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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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争论文往往就因有人善以编造故事,混淆黑白,以假弄真、强词夺理而引发。
治史工作,是一项良心工作,应向历史负责,以免贻弄今人,祸害后人。编造与杜撰的历史,是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或许能误导他人一时,但不能一世。
真实历史,终究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庆幸的是,新山史学界经多年的努力,经已澄清及纠正了不少被扭曲及被误导的历史问题。
新山的华人史,如从1844年算起,至今也只有180年。
新山的华人与飘洋过海到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都因祖籍乡多灾多难、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被迫流离他乡,走向海外。不过,我们的先人,稍为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们是从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在天猛公的安排下,沿地不佬河直上,到陈厝港拓荒垦殖,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与其他华人不同的,全是名正言顺结众而来的义兴公司成员,新山华人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而这批先人及之后而来者,大部份是下层的劳动阶层,受教育不多,没留下文字记载,因此当年拓荒的事迹,只能依靠少之又少的官方档案及一篇事隔多年出现的民间报导。
目前,能证明华人于1844年踏进新山的,就是一张于1844年10月22日发给陈开顺的港契。这是柔佛州史上第二张港契。
另一史料,就是潮籍人士李馨于1950年刊登在《马来亚潮侨通鉴》特刊,由他书写的一篇名为《柔佛潮侨概况》。
在华文史料上,这是第一次由他提及陈开顺之名及诸先人在陈厝港拓荒垦殖的事迹。
本文部份文字,被著名英籍史学家特罗基看中,选刊在他的名著《海盗王子》一书中,中译本《天猛公与柔佛及新加坡的发展1784-1885》由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出版。
这有力的确认了,在新山史上,华人确实在1844年来到陈厝港,并肯定了有陈开顺有这样一位历史人物。
陈开顺的真实性还在于,现今新加坡漳宜路普照禅寺内收藏一座他的神主碑,神主碑内列有陈开顺在义兴的职位、祖籍及生死日期。
2020年,消失了近35年的陈开顺墓碑,在笨珍被发现,再进一步佐证了历史上真的有陈开顺其人其事。
他的墓原立在陈厝港近邻,老一辈的居民在儿时,都知道有这一座老墓,但因墓碑只有贞国没有开顺之名,村民都不知道它的的真正来历。
墓碑所在之地,上世纪80年代,因要发展屋业之故,发展商乃聘请拾金人协助把坟墓迁移,后来就阴差阳错,墓中部份遗物被移葬至乌鲁槽华人义山,墓碑在无法打碎后,被拾金人收藏在笨珍工作坊内。
在与神主牌相互确认后,肯定了其陈开顺的身份,他的墓碑即被移回陈厝港灵山宫内。
在完成立碑后的圆坟仪式上,获得柔佛苏丹送上花圈致意,这奠定了陈开顺的新山开埠人地位。
目前陈开顺墓碑收藏在陈厝港灵山宫内,他的新墓则立在新山绵裕亭之原。
以神主碑及墓碑等文物,确认与还原一位历史人物,这是最成功一个典范。
但陈开顺是人,不是神,其在新山13年期间(他于1857年逝世),华文史料也以史论史,只列他为候明义士、新山第一任甲必丹、协助敉平麻坡叛乱。他的其他神勇故事,如战死等就不知从何而来,历史不能这样任意编造,必须有根有据。
柔佛古庙是不是有碑文,一直是一个谜。而如今史学界大体上认为,它创庙至今已有155年的历史。
这是依该庙内现拥有两件历史最悠久的古文物作为依据,其一是匾额《总握天枢》,由中国潮州众弟子于1870年敬立,另一古钟,由惹呀坡众弟子于1875年合敬。
在没有碑文情况之下,这是忠于史实,也许是最可行的一个办法。
文物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宽柔学校创校于1913年,之前有育才学堂及其他学垫,百年前的华文报都有详尽的报导,如1913年2月《振南日报》的“宽柔学校开幕志盛”,文中报导了当天开幕盛况;《南侨日报》也在1913年2月17日,刊出一篇解释了何以要设立宽柔学校之原因的文章,标题是“柔佛宽柔学校之可喜”,文中指出:“教育普及,为今日第一要图,柔佛一地,尙无学校,以故该地华侨子弟之志切求学者,莫不有向隅之叹。现该处侨商,以该处华侨子弟甚众,若不设立学校以谋普及教育,何以端蒙养而植人才,故特设立一宽柔学校。”
宽柔于1913年,从无到由众侨商商讨后设立的史实,从这篇报导中,不是可以清楚了解吗?
柔佛一地,柔佛是当年新山的通称,一句简单的“尙无学校”,反映了当年新山华校的实况。
这是距今101年前的一位新闻记者,在新山现场的所见所闻而写下的一篇评述,它不是比101年后的今天,书写当时有天猛公设立华校,有所谓的私立宽柔,更令人有真实感 吗?若当时真的有这类学校,何以当年华文报不抢先报导,这不是比1913年设立的宽柔更令人振奋吗?
让当年华文报“讲话”岂不是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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