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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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际

刚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巴勒斯坦导演遭殴打及以军逮捕

刚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纪录片《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的联合导演亚伯拉罕表示，该片的巴勒斯坦联合导演巴拉尔周一在约旦河西岸遭到定居者攻击，并被以色列军方逮捕。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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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特朗普正在导演“一部慢动作经济恐怖片”？

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关税、政府裁员和支出冻结措施，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可能受到损害的担忧。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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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二三事

终于知道为何导演都不吃饭雅慧：转战幕后体会其中辛苦

（新加坡5日讯）新加坡艺人雅慧走出舒适圈，成为制作公司的合伙人，转战幕后当导演后体会到其中的辛苦，终于知道为什么导演都不用吃饭的！《联合早报》报道，雅慧在社媒分享一段相当有意境的视频，宣告自己走向幕后的新动向。她写道：“台前，我用表演传递情感；幕后，我用镜头讲述故事。演员与导演的双重身份，让我在台前幕后，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人生的无限可能。” 她受访问时说，她去年到泰国拍摄电影《被逼英雄》时，认识了一家制作公司的两位老板，他们聊着聊着就发现彼此的远景一致，所以邀请她加入公司。雅慧去年10月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之一，主要负责创意和拍摄的部分。 “我拍摄了两个视频，是很好的磨炼。” 她目前在构思一个关于心理卫生的视频，如果提案成功就可以拍出来，然后希望能到外国参赛。熬夜学习电脑设计程序转换跑道让雅慧觉得困难的地方是电脑，因为演员不太需要用电脑，使得她开始的时候，连很普通的设计程序都不会。她说：“前阵子需要跟客户呈现提案，我的伙伴就不断教我怎么用，我硬着头皮每天熬夜学习，所以我消失了几个月，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其实就是忙着学新的东西，但还挺好玩的。” “我还是要多看、多学，上网看了很多不同的广告和视频，看导演用什么拍摄手法，剪辑和效果等方面也是我必须学习的。” “我的优势是在叙事和戏剧效果方面，但是广告要在30秒内说出一个故事，对我而言是挺新鲜的，我还在学习。” 雅慧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处，是如何让客户相信她的公司。她表示公司还新，提案时比较难让客户信任并把项目交给他们。 “其实我是蛮有信心的，如果接到案子，我拍出来的东西应该挺有感动度的，毕竟都演了十多年的戏，在表演跟执导方面，应该比其他的制作公司占优势。” 要走出舒适圈不是容易的决定，雅慧当初没有犹豫，因为她想要尝试不同的东西，加上又离开了电视台，所以想趁这时候学更多东西。她强调最爱的还是演戏，只是目前未有新剧邀约。体验外面世界的残酷当了导演后，雅慧才发现当演员是非常幸福的。她说：“我们拍视频需要先有概念，然后写台词、剪辑。演员拍完就可以收工，有时候我会想，我们每次说当演员很辛苦，其实做幕后更辛苦。” “我第一次当导演拍视频时，一片肉饼我只吃了半片就吃不下，满脑子都在想着拍摄，原来当导演真的不用吃饭的，我现在完全了解为什么了，因为真的很累！” 雅慧2023年2月离开新传媒，目前仍是自由身，而单飞的这两年让她感受颇深。她说，外面的世界非常残酷，比如说要拿到一个宣传的案子是很不容易的，她一次次感受到失落。 “朋友跟我说，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这让我感受非常强烈。以前也知道现实的残酷，但当你需要直面这些，感受是更深刻的。” “我没有失去信心，只是觉得大家很习惯某一些合作模式和对象，不太会给新制作公司机会，可是有时候要打破传统的思想，接受不同的事物，才有不同的火花。”

4星期前

狮城二三事

汶莱

参加亚洲国际短片影展 . 汶导演获最佳演出奖

汶莱先锋电影制片人西蒂卡玛鲁丁（Siti Kamaluddin）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参加第61届亚太影展的汶莱导演。

4月前

汶莱

新教育

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是当今备受国际影坛瞩目的印尼新锐导演。自2011年以首部长片《海洋魔镜》（The Mirror Never Lies）一鸣惊人以来，她迄今已完成5部长片、两部短片及一部Netflix影集。一转眼，幼时从未想过要步上父亲后尘的她，竟已在电影路上走过13个年头，还成了柏林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艺术殿堂的常客。在大马艺术电影圈，卡蜜拉的名字并不陌生。《海洋魔镜》及其第二部电影《舞吧舞吧，孩子们》（The Seen and Unseen）都曾先后在吉隆坡播映。今年7月底，她的第四部长片《娜娜：逝水年华》（Before, Now & Then》在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播映，她也应邀来马，参与映后座谈。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娜娜：逝水年华》讲述的是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她后来再婚、嫁入豪门，却面对丈夫外遇、旧爱往事频繁入梦的生活挣扎。有一天，她结识了丈夫的情妇伊诺，对方竟成为她唯一信任的朋友，间接推动她迈开脚步、追寻自由。此片最深入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其华丽的画面、梦幻与现实的交错，及魔幻写实的处理手法。2022年甫上映之际，美国知名文娱媒体《综艺报》（Variety）就曾赞誉它“如王家卫遇上阿比查邦”，两位香港及泰国名导，确实是卡蜜拉的心头好。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因此，她用历史碎片，为《娜》蒙上的一层面纱，还原当年对时局的困惑，也让不熟悉印尼当代史的影迷对那段日子倍感好奇。 “新秩序在我念中学时坍塌。那时的我虽尝试去理解，却不太能搞清楚背后的意义，仅是对新秩序前后的社会氛围差异记忆犹新……因此在电影里，你会一直看到某些事件、持续听到某些资讯，但无法知悉全貌。”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更多【新教育】：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4月前

新教育

新教育

导演廖克发／当纪录片导演之前，你必须先是思想者

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不即不离》触碰马共题材；《还有一些树》追溯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聚焦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个体生命经验；《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为了梳理历史脉络，他经常翻找马、台、英、澳等地的国家档案（archives），嵌入作品里。过程中，很多质疑是不能丢掉的——这些历史档案由谁创建？为何创建？藏有什么隐议程？洞悉这些以后，自己又该成为一名怎样的纪录片导演？报道：本刊李淑仪图片：自由电影节、互联网纪实影像发展与殖民历史紧扣 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定居台湾的廖克发回马出席自由电影节。以“档案在电影中的创意运用”（Creative Use of Archives in Film）为题的讲座上，他分享自己如何在作品中解构官方档案影像，再重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叩问他真正关心的议题。为何必须解构这些档案？讲座开端，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一组台湾原住民女子的档案照，那是由日本民族学者在日治时期所摄。照片中，女子身穿传统服饰，脸颊烙有刺青图纹。 “今天，我们说这些照片展示民族学的美、社会学的真，保留19世纪早期原住民的样貌。当年那些摄影师也是带着良善的意图进来，他们相信自己是为学术贡献。” 但，我们或许都没想过，捕捉这些照片的情景，往往涉及暴力。 “作为殖民者，日军拥有先进武力，他们走入部落，命令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拍照。如果你是这名女子，你有什么感觉？” 是的，很多保留至今的档案影像，实由殖民政权摄制，里头释放着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殖民者自诩的“善意”与“帮助”，不一定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美好。就像如今我们歌颂照片的真善美，却没看见原住民女子身处恐惧中。 “身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你拍片？因为你更有资源？还是你相信自己更优越？不要忘记，当年的摄影师也认为自己正在帮助原住民，他们没有察觉女子的害怕，也没有察觉自己的权力。你不该无视这些事，否则不配当一名导演。” 看见别人的残暴，同为掌镜者，怎能不也低头审视自己拍片的动机。 “你必须先是思想者（thinker），才能成为纪录片导演。” 幽默解构档案影像　纪录片不等于真相廖克发思考的议题很多，“种族”是其中一个。2019年推出《还有一些树》，他在片子里发问：“是否曾有过一段古老的时间，在种族这个词还没被发明而成为借口以前？” 他到大马国家档案馆重访“以前”，寻获不少英殖民政权摄制的宣传影片，都在渲染“种族阶级”的概念——殖民者必须将自己放在金字塔顶端，借此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那么，谁排第二？谁在底部？又是谁说了算？ “整个种族阶级的观念，是殖民帝国带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分而治之’这个词，”至今仍是我国无法挥散的鬼魅，“殖民者利用影像与数据，企图证明各族发展程度不同，而白人最优越。这套想法，全建立在档案之上。” 摄制《还有一些树》时，廖克发大量调用英殖民档案影像，经过拆解与重构，想要叩问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继承这种思想吗？比如，他截取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在1956年拍摄的纪录片《永恒的特米亚人》（Timeless Temiar）片段，“这是档案馆里最有盈利的影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他们（殖民者）真的走入部落去拍。”可在镜头里，观众看到的却是原住民依据指示“演绎”他们的“日常”。廖克发如何解构这个片段？他选择幽默和讽刺。在《还有一些树》里，紧接在《永恒的特米亚人》片段后面，是廖克发模仿英国人使唤原住民男子“向上看、向前走、不要看镜头”，指导他如何演戏的画面。 “这是我把玩影像的方式。我想展示给观众看，这些所谓介绍原住民的影像其实是怎么制作的，他们叫原住民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跟观众说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把玩影像，是剑指掌权者之举，也是给观众的重要提醒：“Documentary doesn’t claim the privilege of truth”，廖克发说，纪录片并非虚构故事，却也不代表拥有真相，“我们应该始终对制片者保持怀疑。我要我的观众质疑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我展示的东西。” 怎么面对／绕开版权问题使用档案影片，很多时候无法逃开版权问题。他还记得，首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需要挪用大量源自大马、澳洲、英国和日本的档案，其中有数部日本动画深深抓住了他。那是日本政府向孩子播放的宣传动画，将日军入侵他国之举，诠释成一种英雄式的打救，帮助弱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政权的欺压。他很想在自己的片子里使用这部动画，于是写信给电影公司和动画师家属，却没能获得批准。“没办法。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石。” 2021年摄制《野番茄》时，他又想起这部日本动画。但没有版权许可，又能怎么办？ “我聘请台湾动画师依照原版动画重画一份，再做一些改变，放入我的片子里。”这么做，并不能摆脱版权法的管束。“但若你感觉自己真的想要做这部片，那就做吧。如果被起诉，我也做好准备承担后果。”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我想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他们（《野番茄》主人公；在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一代）这么热切为日军奋战，因为他们被这些动画操控了。” 档案影像的版权费，多是按秒数计算。拍片这些年，廖克发不是没有疑惑，很多档案影像当年原是摄于马来亚，拍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人，“今天我要用它们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却要向国外机构申请批准、缴付昂贵费用，这合理吗？” 档案的拥有权应该归谁？当年的帝国政权？还是被摄者后代？——廖克发在讲座现场提出这道问题，邀请观众辩论与思考。“当年殖民者拍摄马来亚人民，并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为何如今却要向我们索取费用？这并不是无理的问题。” 在廖克发看来，比起遵守版权法的规条，他更在意自己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有使用的必要，你要真的想用这些档案来提出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拍片是为了发问与思考　导演的责任是模糊界限廖克發在《野番茄》里想叩问的又是什么？《野番茄》其中一名主人公，年轻时曾加入日本军队。作为一名在日治时期为日军效力的台湾人，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分。除了重制日本宣传动画，廖克发也在台北和高雄档案馆中翻出旧报章，里头印有日本殖民政权的演讲稿，字里行间将台湾人贬为较低等的人。“当我们说档案，指的不只有影像，可以是文字、声音或照片。《野番茄》的开头，我找来一位演员，在不露脸的情况下演讲这篇真实存在的文稿，这是他们当年发表给学生听的演讲。” 他质问现场听众，若大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长大，从小接受日军教育，长期接收这些讯息，我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洞察这些动画和演讲背后的隐议程？ “如果你是当时的台湾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被日本人瞧不起，台湾被看作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台湾人会加入日军，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廖克发清楚，观众太喜欢选边站。有时，导演的责任，就是模糊这条分裂人群的线。 “观众总是相信自己站在对的那方，坏人则在另一边。与其轻易评判别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我们必须警惕，人是很容易操控的，通过影像，通过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反抗大马的电影审查制度。” 空间不算太大的讲座会场响起掌声。当我们意识到，纪实影像的发展脉络，与殖民历史和操控思想息息相关，廖克发认为，如今的纪录片导演更不该单纯为了“记录”而拍片。 “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是为了发问，这个问题对你意义重大，所以你必须拍出来。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发问，那就别拍。”他并不反对导演让自己的身影走进片子里。“有人认为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不，我不相信这套说法。没有‘主观性’这回事。你需要置身在片子里，让我看看你是谁，让我看看你要通过拍片质问什么，并对你的问题负责，透过拍摄过程去思考。” 更多【新教育】: 海洋生物学家本·菲茨帕特里克／守护全球独特海湾维持座头鲸生态系统马大植物园一座隐秘的知识丛林拍短视频意外蹿红，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树艺师树木的医生

7月前

新教育

狮城二三事

谢韶光宣布复出狮城导演摩拳擦掌

（新加坡16日讯）阔别演艺圈近20年，62岁谢韶光本月宣布复出，观众们对他回归后的作品无不期盼。狮城导演受访时有话说。梁志强：盼看他与国煌飚戏《新明日报》报道，导演梁志强对是否邀请谢韶光拍电影保持开放态度，“当然希望。韶光是这么好的演员，现在我们拍电影的人，都希望能找到好演员，来一起打造属于新加坡的品牌。” 询及许多观众觉得李国煌撞脸谢韶光，梁导幽了老朋友一默，直言谢韶光比较好看，那两人是否有机会同时出现在他的电影？他不排除有这可能性，“两人都是好演员，希望可以看他们同场飙戏。” 巫培双：大男主独立电影曾执导过《天堂鸟》、《天公仔》等电影的巫培双，表示想找谢韶光拍独立电影，“因为新加坡电视剧难有50、60岁大男主的角色，就算有，身边也有很多小朋友的角色，因为需要照顾到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他隐退了近20年，想找他演一部完全让他一个人演完，可以尽情发挥的独立电影，比如Tom Hanks的《Cast Away》或Matt Damond的《The Martian》，独自困在狭小空间面对恐惧，甚至可以是困在组屋里面临死亡等。或者是如《Wonderland》电影里的李国煌和宏荣，以他为主，靠演技，很有内涵。” 巫培双表示，选择独立电影，让韶光不需要在20年后复出就背负商业电影的票房压力，也认为韶光可以做9点档剧集以外的多元化尝试，“比如另类的网剧，才不会受年龄层的限制，如陈天文的《Mr. Unbelievable》、洪慧芳也凭《花路阿朱妈》冲出新加坡，打出一片天。” 王国燊：盼一起研发角色《男儿王》导演王国燊表示，非常期待与韶光有合作机会。“他在息影前已展现他的宽广戏路，所驾驭的不同社会阶层人物，风格和层次的张力已是天花板级别。所以回归演艺圈对于编剧导演来说都是天大的好消息。” 至于什么角色和故事适合他，“我反而想知道他心目中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一起研究开发，应该会是一个收获满满的过程。” 蔡于位：（盼用AI）与黄文永合演执导《Wonderland》的蔡于位，也期待有机会与韶光合作，“他要隐退时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真的是演戏最棒的新加坡演员，很多人都很向往看他复出的作品会是什么。至于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会看他本身希望做什么、想要避开什么样的形象、有没有向往跟哪位同事合作等。” 而蔡于位本身期待看到谢韶光与谁同台？“可能（利用AI）带黄文永回来一起演戏，肯定很有看头。”

7月前

狮城二三事

星云

5月下不成的雪/方昂（槟城）

1969年，513事件爆发。之前1967年，槟城发生种族骚乱，官方宣布伤亡人数：8死137伤，我那时17岁，所处华人住宅近山区，出入两通道，一被堵死就无路可逃，我记得那时壮年的爸爸和青年的三姐夫，两人站在院子里，手抓棍棒和锄头，满脸焦虑紧张。家里人心惶惶，粒声不敢出。后我们到亲戚家避难。白天马路上来回逡巡，荷枪实弹的军警，让楼上窗口偷窥的我们个个大气不敢透。《五月雪》，雪血同音，但我没看到、没嗅到也没感到血。513课题是禁忌，文学若以文字出之，用明喻、暗喻或隐喻，诉诸想像，庶可近之，文学本来就是隐藏的艺术。电影作为艺术，当然涉及想像与感知，但主要还是声光色影的艺术。隐喻偶尔为之无妨，但若主要讯息都借诸隐喻，恐就伤及视觉艺术的筋骨了。513本来就是不可触的种族冲突课题，导演要触，空手入白刃，伤的是自己，牺牲掉许多撼动人心的影音色，牺牲掉自己的艺术。少了核心部分戏的第一部分没有当时大选及选后的各种角力、阴谋、激荡，就少了山雨欲来之前的风满楼；没有街道，商场，戏院，各个公共场所的慌乱、喧哗、逃亡、暴动及人群，就少了影片直接撼动人心的核心部分；没有事后的支离破碎、人体狼藉、鲜血淋漓、就少了劫后的冲击余波。这些不被允许出现在银幕上却又不可不出现在银幕的情节片段付之阙如，导演剩下的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电影的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巫华的不对等地位是这部戏主题的支线。巫华的不对等地位应该着墨甚至渲染（还是得小心拿捏），因它与主题密不可分；但娘惹人物及文化，男女的不平等，着笔过多就分散了凝聚力。不知是导演不得不为之以丰满影片（因主题不能畅快淋漓），还是这些是他节制不了的心头爱？多数影评说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好看。我却比较喜欢第二部分，阿英的固执，及最后的嚎啕相当感人。（就我对第一部分的观感，固执及嚎啕几乎无关于第一部分）当然，《五月雪》应该看，特别是对513几乎一无所知的七字辈之后的年轻人。但我得说：可惜啊。

7月前

星云

全国综合

尼日利亚导演盼有“大马坞” 流利马来文惊艳网民

“未来某天能把马来西亚电影带入好莱坞，并让‘大马坞’（Malaysiawood）这个词诞生，是我的梦想和目标！”

7月前

全国综合

狮城二三事

勇拒导演不合理要求张玉华：当艺人要懂自爱

（新加坡26日讯）离开新加坡演艺圈多年的张玉华近日复出，她认为当艺人最重要是懂得自爱，如果决定出卖原则和尊严，就须面对日后的代价。《8视界新闻网》报道，张玉华当年的演艺事业发展迅速，不但有机会到海外拍戏，还和不少知名国际影星合作，如谢霆锋、陈晓东、苏永康、谭耀文等。她说：“可能自己有一副‘国际脸’，就是很容易被西方演艺圈接受，穿起东方传统服饰也完全没违和感。” 她回想当年在外国演戏，曾被导演要求拍完戏陪他吃饭和逛街。她说：“因为不想影响拍摄进度，我还是顺着导演意思，有一天，对方竟然示爱，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这些行为已超越我的底线，我想尽办法婉拒，却遭来导演的刁难，同一场戏要多次重演。整部杀青后，我酝酿已久的情绪顿时爆发。” 张玉华认为，当艺人最重要是懂得自爱，因为粉丝这么爱你，怎么可以不爱自己？她说：“如何保持初心，成了我一直鞭笞自己想法。我心里有个指南针，方向必须明确，有时候走偏了，指南针会把自己拉回来。” “对生活必须有爱，对自己、家人、艺术、娱乐圈的素质，都需要有爱。” 她表示，有些艺人为了演出机会罔顾底线，失去原则，但是如果决定出卖原则和尊严，日后的代价必须面对，做了就别后悔。

7月前

狮城二三事

狮城二三事

被逾70影展拒于门外狮城导演王家靖纪录片登新航

（新加坡19日讯）擅长拍新加坡特色纪录片的31岁导演王家靖，作品曾被逾70个影展拒于门外，最低潮时口袋仅剩700元（新币，下同；约2333令吉），但他始终守得云开，其中7部作品被新加坡航空公司相中，从本月1日起在其舱内娱乐系统播放。王家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他从小爱看纪录片，虽然大学修读商业管理课程，但2015年一趟印尼考察之旅，让他有机会正式拍摄第一部环保纪录片《The Conservation Conversation》。 “那部作品前后花了11个月完成，过后在新加坡和区域的环保活动上放映，让我初尝成功滋味。2018年，我以结霜桥旧货市场为主题拍摄纪录片，放了很多心思去完成，满怀希望为它报名参加逾50个电影节，不料竟全军覆没。” 被拒绝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不懈。两年前，他把重点转移至拍摄纪录片系列，其中以琵琶演奏家为主轴的《乐在其中》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户头一度只剩700元。他再次信心满满为作品报名逾20个电影节，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今年初，他接到负责策划新航机舱娱乐系统节目公司的邀约，透露他们正在寻找属于新加坡音乐的故事，偶然发现他制作的纪录片，觉得十分适合在新航的航班上播出，并有兴趣看看其他作品。经过一番讨论，最后有7部被相中，从本月1日起至11月30日在新航舱内娱乐系统播放，成为他事业上的转捩点。苦学华文两年王家靖的其中一个纪录片系列，记录他花两年苦学华文。他透露这些年在拍摄纪录片时，让他坚定要把华文学好的决心，并在30岁报考“O水准”作为鉴定水准的指标。

8月前

狮城二三事

百格纷

力荐大马电影与导演范冰冰期盼未来合作

马六甲旅游年亲善大使范冰冰所到之处都吸引大众目光。她今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力赞马六甲拥有浓厚历史背景，让中国人有连接感，而且无需担心语言沟通问题。

10月前

百格纷

中港台

包办歌曲创作兼编舞王嘉尔当导演拍广告短片

王嘉尔（Jackson）担任酒类品牌轩尼诗（Hennessy V.S.O.P）全球品牌代言人，日前亲力亲为包办创作广告歌《henny》，同时还晋升导演，为品牌执导和创作广告短片，才华十足。

10月前

中港台

人物

导演王礼霖／首当导演入围金马每一步皆在算计中

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本报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重现装束古韵之美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说加拉必族故事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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