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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2天前
7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2星期前
2星期前
七月最炎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回了乡下的老家。这是因为我大学放了假期的缘故。回到老家时,我眼前只看到一个破旧的高脚屋,坚定地站在金色杂草海洋对面,像是一座小灯塔。 “我的家在旷野。”我心里升起这个想法。 我们家用车是一辆五十铃皮卡,车底盘比起一般轿车要高很多。我们乘着,翻越了无数个山头,去到了新地方。可是如今,连老家的路都开不进去。因为金色杂草海洋的缘故,车子可能会搁浅。太久无人打理,杂草高得足以淹没我的腰身。至于为什么是金色,父亲说是叫了住在附近的姨丈提早几天喷了草药,要不然还会长得更高。 于是,我们把车停在岸边,徒步涉水。用手拨开金色杂草,注意脚下每一步,也顾不及有没有害虫。我觉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被埃及军队追赶,到了红海边,上帝赐神迹,在海中央开了一条道路给以色列人,他们就步行过海,去到了旷野。我们也在步行往旷野的海底,不过略显干燥。到了高脚屋楼下的水泥地,也算是旷野的岸边。 高脚屋表面的油漆都掉了色,原本的鲜绿色都淡了,掺了水一样。阶梯布满青苔,板子有点腐朽,踩上去有咯吱咯吱的声响,可还是把我们给提了起来,像迟暮老人看到游子归乡那么欣喜。 到了阳台,原本的木门前有一道我们离开前加上的铁门,因为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留在了这里,而高脚屋坐落在人烟稀少的地点,难免有胆心。更何况,原本养着的狗也随我们去了新住处,这里是真真正正没有了活着的家人。铁门上有三个大锁,光是开门就用了大概两三分钟时间。 一打开了大门,母亲就大喊:“阿爸,我们回来咯!” 我爷爷的遗像尚挂在客厅,照片里关不上的眼看顾着这个由他亲手建起的房子。而在打开门这一秒,他在看着我们。爷爷遗像一直没有处理,是因为我们家还没有买下新房子,住在店屋里,也没有个厅堂可以摆放。就麻烦他老人家留守这个老房子。甚至,门旁老式电表上的门票还写着他的名字。 爷爷遗像也是我们回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活在这个世界的家人。还有埋葬在金色海洋某个角落的猫猫狗狗,我仍然记得它们埋葬在哪一个方位。这个高脚屋像是一个中枢系统一样,保存着很多掉落的时间,回来的时候总能唤起一些回忆。经历过的生离死别,好多,平时被抛掷脑后,此刻都在眼前。 在脚踩到客厅地板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温度。一种木板的温度,一种生物的温度,和我脚底的温度在交流着,仿佛建立了什么连接一样。这是那些瓷砖、洋灰、水泥地无法比拟的。这是活的。我在这高脚屋住了有二十年的光阴,可以说这连接我早就做过,而且建立得很深。我感觉我和这房子是一体的。我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根血管,都和这些木板纹路连在一起过。和对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就好像闭上眼仍能用手精准碰到鼻尖。 不过,这里脏了。 在我们这些曾经的原住民离开之后,好像又来了一批新的居民。满地都是粉尘,壁虎粪,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细小颗粒。赤脚踩在上面感觉有些古怪。我家习惯是入了家门就不穿鞋。 我们打开了所有门窗,阳光照了进来,这或许是这个空间那么久以来第一次直面太阳。阳光如一条蛇透过缝隙钻了进来。空气中一堆灰尘在迎接它,雀跃地飞来飞去,像是水族馆里看到的鱼群,感觉在述说着什么。 窗外有棵柚子树,父亲一看到就说:“这棵柚子完蛋咯。” 其实完蛋的何止这一棵柚子树。房子后面还栽种着几十棵桔子树,那些也都完蛋了。它们从以前就娇贵得要死,父亲把它们当作孩子一样照顾。甚至于看到果实就知道是哪一棵树。如今独立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有完全死去真的很不错了,现在也只是开不出花。爬藤植物缠绕在它们的枝桠上,像是困锁,把它们锁在地里一样。它们离不开这旷野,不是因为罪过,而是命运。 还有栽种在房子两边的香椰树。从前,它们结果很多,很多。我的父亲甚至没有过多照料它们,可它们还是很努力在生活。可如今,也是没有什么果实了。有一两颗尚在树上,都有洞口。都是因为松鼠的缘故,我父亲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这些“原住民”还住在这里时,它们不敢贸然靠近这里。而且我们还养着猫狗,它们更感觉到危机。我们搬离这里后,它们就开始入侵,肆意地吃。就连刚刚成形,还没有汁液的椰子也都被它们啃了去。或许,其实它们曾经也是原住民,而我们才是入侵者。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以色列人。掠夺。杀死。同化。最后,安居下来。那松鼠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外邦人。不过,我们的“以色列”也几乎亡国,子民流离。它们又重新占据了这里。不知它们帝国的名字是罗马,还是巴比伦。但是,我们离开了,它们国家经济系统好像也没有建立得很好。母亲进入奶奶的房间时,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应该是饿死的。这里或许闹了饥荒。没有了我们,果树没有果子,屋子里也没粮食,也没垃圾。从前,我们家闹过老鼠,每天都从天花板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一开始,我对这入侵者的行军演习害怕极了。后来倒也习惯了,只要不来我的脚下钻来钻去就行。我们在无形之中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互不相见,互相牵连。但是只要一见面就会表现出互相鄙视之本质。 母亲也就开始了家庭主妇的工作,拿起扫帚,大致上打扫了一下。扫起的灰尘逼得我妹妹直打喷嚏,她就到阳台去了。而父亲,坐在他以往一直靠着的窗台前抽烟。他们都在一瞬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拿起另一把多余的扫帚,也扫起地来。扫帚的毛变硬了,在木板地上扫过瞬间发出沙沙声,和风吹过叶子的声音有点像。地上的粉尘被聚集成一座小山,然后被移走,如此反复,木板也就回复了原本的触感。可是,扫帚还是太旧了,我怎么扫也扫不干净。总有一些细碎到肉眼看不见,可是皮肉感觉得到的粉尘还在地上。对脚感来说并不舒服。可没办法。 我想起儿时也曾这样玩过,不过那时地上的粉尘是我自己造成的。小小的我喜欢把爽身粉倒在地上,地上就因为有这些细颗粒就变得很滑,就可以玩起赤脚滑冰。不过最后总会被母亲大骂一顿。此刻我像是在还小时候欠下的债。 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都睡过,父母的房间、叔叔一家的房间、爷爷奶奶的房间。此刻却是越来越陌生起来。我们家的天花板是贴上墙纸的,因为时光流逝加上空气潮湿的缘故,墙纸都有些脱落或是破裂。倒挂在天花板上,有的一大片,有的是一小片,呈现不同大小的倒三角形,像是钟乳石洞一样。这一进门,我越发觉得自己是外来者。 小时候,我与父母同睡一间房间。于是,我像小狗一样留下了很多记号。墙上被我贴上很多假面骑士的贴纸。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在摆着不同的造型,有一些还骑在摩托车上。像是象形文字一样。不知道当时的人在想什么,难以解读。有的贴纸也有损坏,或脱落,或落色,像是被风化过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随着时间而被遗忘。而母亲一进入到房间里就在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 叔叔一家在我幼儿园时就到外打拼,他们的房间就闲置了下来,尔后就成了我的房间。我住了好几年,可是并不舒适。我的鼻子对气味很敏感。每一间房间的味道并不尽然相同。即使是在一个屋簷下。奶奶的房间有一种古旧的味道。而叔叔一家的房间,我一开始入住的时候,就感觉空气中有一种很冷的气味。很冷冽,和他们房间里旧得发黄的冷气机吹出的风一样。呼呼地。像要排除我一样。我一开始根本睡不好。以为住久了以后就会习惯,或是改变这里的气味。可是我根本做不到。这房间里那种冷冷的气味就像是地缚灵一样守在里面。麻瓜如我无法驱散。从征服到被征服。无法同化,但能共存。 我还是得到了珍贵的一个人的房间。记录了我的成长。我所有黑暗的生产过程,都是在这间房间的见证下。我在这个房间里把七宗罪犯了个遍。或许这就是这个房间要驱逐我的原因之一,我玷污了这里的圣洁。或是贞洁。玷污上帝圣殿的以色列人也一直被上帝降下惩罚。但是上帝有极高的包容,只要悔过就会原谅祂的子民。我就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忏悔过。但人心的罪恶总循环反复,犯罪又“悔改”的戏码像是永不落幕一样。老旧冷气机的呼呼风声一直在责备我,那一点小绿光是判官的眼睛。我像是被目击所有罪行的罪人一样,罪证无懈可击。还好,我的居留证从不被剥夺。 我是存着敬畏又放肆的心在这个房间度过无数夜晚。 打扫告一段落后,我们一家子就在客厅里坐下,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母亲就开口:“这个房子其实还可以住,只是要先打扫和整理。”我们沉默两秒,仿佛所有人都刚从梦境中醒来,才点头认同。 离开之前,关上门的前一刻,母亲又对着爷爷的遗像喊:“阿爸,我们走咯,你要看家哦!” 我们又一次徒步走过金色海洋,坐上五十铃皮卡。这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回过头,直到上车之前远远地望了一眼。在车上,父亲就开始大骂,因为有人在巴刹里散播假消息,说我们要把这片地给卖了。我心中一紧,我们家差点被安上卖国贼的罪名。我想,即使是真的没钱,父亲也不会同意卖掉那片地。 那是我们的旷野,我们曾经是原住民。 不知道百年后会否有新的入侵者,但现在那片旷野已经有新的原住民了。 我们百年后也不会再回到旷野。 相关文章: 汤仲伟/未终结的史诗 汤仲伟/当阳光侧身见我 汤仲伟/生活没问题
2星期前
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早已习惯使用手机完成各种任务,例如联络他人、撰写邮件、排定行程等等。若想与外国人见面,并不一定要专程搭飞机到他身处的国度,因为网络科技的方便,让我们克服了距离与时间的问题。 然而,这种便利,对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却是一种奢侈。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片国土上,但他们手握的天地通数码 (CelcomDigi)也许在森林里偏偏“不通”;U移动(U Mobile)到了偏远村落就“寸步难行”;而明讯(Maxis)更多时候应该改名为“暗讯”,因为就算爬到树上采集讯号,依然连一通电话都无法拨出去。 Aminah是少数拥有手机又有讯号的原住民,也是一名习俗领袖。由于她比其他原住民更容易联系,因此我乐观地以为,想要讨论的事情很快就会谈妥。 在某个炎热的周日午后,我和Aminah相约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会面。我一向讲究守时,每次行程确定后,都会立刻记在行事历上,并提前半小时到达,避免让对方久等。但当我抵达酒店柜台,却还是听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今天的确有一群原住民在这里开会,但他们中午12点已经退房了耶。” 已经退房?我瞄了一眼手表,现在傍晚5点,我和Aminah约好5点半见面,她人到底在哪里?和柜台小姐道谢以后,我便走到酒店大厅拨电给Aminah。 尽管早有预感会被放鸽子,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礼貌地询问她的所在。没想到,Aminah竟然若无其事地回应:“我的会议提早结束,然后天气很热,受不了,所以就回家了。” 听到这个答案,我不禁有些气愤又好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爽约的烂理由。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对策时,Aminah却率先提议:“要不你就直接来村里见我吧!” 我原以为自己可以省去不少时间成本,在我熟悉的城市里与Aminah见面。结果还是得先勇闯一座森林,才能坐下来好好对话。 原住民村最后一哩路:难以估算的距离 按捺不住性子的我,隔天一早便独自驱车前往Aminah的村子,又是一个卫星导航搜寻不到的地方。这次我逼自己早点入睡,清晨启程前灌了一杯咖啡,心想有了充足的睡眠和兴奋剂,我一定能撑到最后。 等我开了3小时的车程到达一个小镇,并在一家便利店前见到Aminah时,我立刻问道:“请问从这里到你的村子,大概需要多久?” 初次见到Aminah,我有点惊讶,她身型娇小,像个小女孩,和她说话时必须微微弯腰,实在看不出她已经当了祖母。当她爬上副驾驶座时,只是表情逗趣地望着我说:“这要看你的驾驶技术。” 我进过不少原住民村,自认已走过各种破烂不堪的道路,但跟着Aminah这个人肉导航器走到布满尖石块和烂泥浆的红土路时,我意识到,这次挑战大了。 这么惨不忍睹的道路,顶多只能用上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来行走,宛如一只笨重的大乌龟,走没几步路就会卡在碎石堆或陷进泥浆洞里,必须狂踩油门才能爬出来,一不小心,煞车器还会失灵,使车子从斜坡滑到另一个洼地。 看着前方的黄土沙尘纷飞,覆盖我的车身,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来到了撒哈拉沙漠,直到我用水扫把挡风玻璃洗过一轮后,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像成群骆驼的影子,原来是一辆辆“满载而归”的伐木卡车和油棕罗里。 当第10辆卡车从身边驶过时,我忍不住再次问道:“以这种龟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你的村子?”没想到,Aminah随即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大概两根烟的时间(dua batang rokok)吧!” 另类的记时方式与幽默的抗议手段 两根烟的时间?从没吸过烟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几分几秒。面对我的追问,Aminah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好多年前,州政府曾经要抢走我们的土地,事情还闹上法庭。当我的老母亲被传召上庭作证时,被告律师(defendant’s lawyer)也问了她同一道问题,那就是‘从镇上到村子需要多久时间?’由于我的母亲必须证明我们族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片土地上,并且熟悉这个地方,因此若她说错时间或是给错距离,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败诉。不过,我的母亲是乡下人,没有念过书,你觉得她有可能会讲出‘1个小时’或是‘15公里’这种答案吗? 当然不可能,所以她思考了一会儿便说出‘两根烟的时间’。” 听到这里,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那名被告律师有听懂吗?” Aminah接着说:“当然听不懂,他还一脸疑惑地请我的母亲解释,结果反而被法官呛,叫他尝试从吉隆坡开车到我们村子,算一下自己抽了多少根烟,再除以行驶时间,那他就会知道一根烟的时间是多少,两根烟的时间又有多长了!” 等Aminah兴致勃勃地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终于抵达她的村子,这个山长水远的地方。但我依然对于“两根烟的时间”感到疑惑,看了一眼手表,再估算一下时间,忍不住吐槽:“这段路起码要一包烟的时间吧!” 只见Aminah在空气中变出一根隐形香烟,比手画脚地说道:“所谓的两根烟,不是叫你吸吸吸吸吸吸,你要吸一下,吐一下,休息一下,再吸一下,吐一下,这样。” 更多【山林珂普】: 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4星期前
4星期前
长大以后,总觉得农历新年非常无趣:长辈过世、传统凋零、年菜变味、亲戚生疏。但自从我发现许多原住民也会庆祝这个节日后,每一年都格外期待。这些住在山林里的朋友,通常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与华人通婚,尽管大部分后代的华人血统早已稀释,但许多村子至今仍庆祝农历新年,只因担心华人祖先“没饭吃”、“没钱用”或“没衣穿”。 这个蛇年,当亲朋戚友都在南北大道上塞车时,我却一个人跑进了柔佛上游人(Urang Huluk)部落。其中一户家庭的“华人祖先”是马共在紧急状态时期丢下的女婴,被一对原住民夫妇收留后,取名为“Kinah”。虽然无法得知此名的具体由来,但极有可能源自于福建话的“孩子”。据说,这个弃婴的原生家庭从未与她相认,甚至可能至今都不知道,他们的后代正默默地在森林里庆祝农历新年。 作为一个从小没帮阿嬷准备过年菜的城市小孩,我每次在原住民村过节都非常崩溃,因为他们的农历新年不只是与家人吃团圆饭而已,还要宴请一整个村,所以我的田野工作就是剥一整天的洋葱或削一整箱生姜,甚至得用到巨型大锅来烹煮料理,并出动“划桨板”来搅拌食物。有意思的是,许多没有华人血统的村民还真的会穿上红彤彤的唐装和旗袍来拜年,品尝这户家庭精心准备的宴会,反而是我这个拿着相机走来走去的“纯正华人”,好像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Punan禁忌:原住民的生存法则 事实上,马来半岛原住民社会崇尚极简主义。在我拜访过的许多家庭里,一般都没有太多的家具或餐具——他们平时睡觉躺草席、煮饭蹲地板、吃饭用手扒。神奇的是,在资源如此匮乏的环境里,却鲜少有人饿死,这是因为他们有个非常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 Punan禁忌(又称 Punen、Pehunen、Kempunan 等)。 所谓的“布南”,是“灾难”或“不幸”的意思。打个比方说,今天有3个男子进森林打猎,若男子A没有收获,另外两个男子B和C就得与他共享猎物,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若男子A因为害羞而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但心里其实很想吃,那他也会触犯Punan禁忌。 还有一种情况是,男子A自己进森林打猎时,刚好碰见一个不认识的男子D在烤野猪。即便男子A不想吃野猪,也必须稍微触碰一下,否则仍会触犯Punan禁忌。 触犯Punan禁忌的后果是什么?不外乎走路会跌倒、进森林会被蛇咬或遇到老虎,甚至有可能会生怪病。为了避免自己遭遇不幸,大部分原住民都会谨记这个禁忌,也不容许出现挑食的情况,大人煮什么全部都要吃,若真的不想吃,则得做一些“小动作”或是默念“咒语”,化解掉Punan的惩罚,而每个族的作法都不太一样。例如,彭亨的士美莱族(Semelai)会触碰食物,并说“lai se koh, yek jama”,意思是“鬼,我已经吃了喔”,以提醒看不见的灵别惩罚挑食的自己。至于柔佛的上游人,则有一种更有趣的化解方式。老一辈的人说,若他们不想吃特定的食物,同样必须用手稍微触碰它,然后大声念出“tessnene, pinas pinas, ular mati, aku hidup”,意思是“蛇会死去,我会活下”,并用口水涂抹嘴巴和耳朵后面。至于霹雳的色迈族,虽然不会念什么特别的“咒语”,但也会触碰食物,然后涂在脚边,避免蛇来咬他们。 除了畏惧蛇或老虎,很多原住民也非常害怕在河边遇到鳄鱼。我的色迈族朋友举例,士林河(Slim River)与乌鲁安南(Ulu Bernam)的交界处曾是鳄鱼出没的高危地带,因此住在附近的原住民只要看到有人吃东西,都会去尝一口,因为他们相信共享食物可以避免彼此遭鳄鱼袭击。 还有一个上游人告诉过我,自己的祖父就是因为触犯Punan禁忌而被鳄鱼活活吞掉的!据他回忆,祖父当时不小心在出门前表达想吃番薯的“愿望”,但因为忘了吃一口就出门去了,所以在河边遇到鳄鱼,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共享不只是生存之道 换句话说,Punan禁忌不仅关乎“共享”精神,也涉及满足“口欲”。若担心自己触犯这个禁忌,就不能屯粮、不能挑食、也千万别乱许愿。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食物都能透过“小动作”或“咒语”来化解Punan禁忌。比如,对彭亨州的色末贝里族(Semoq Beri)而言,“炒饭”的Punan是最严重的,若家里有人煮了炒饭却没有吃的话,那你很有可能会遭遇不幸长达1个月、3个月或半年之久。与此同时,上游人用来祭拜Datok Keramat神灵的“三色糯米鸡饭”也无法靠一句“tessnene”来挡灾。 我猜想,很多punan最重的食物都是“米饭”或“糯米”,很有可能与古时候物资稀缺有关。尤其原住民社会并非全部种植稻米,生活上的主食大多为木薯或番薯类,所以这种共享精神变得更加重要。 由于有这个强大的社会保护机制,我每次进森林做田野,从来不会担心自己饿死,也不会挑食。省去家具和餐具后,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盘着脚丫坐在地上,用手扒饭,享受这种跨族相聚和共食的美好时刻。 记得有一次,我无意间透露想吃上游人制作的传统榴梿糕(lempok),没想到全村人立刻翻找自家冰箱,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最终,他们真的找到一包送给我。正当我准备离开时,朋友赶紧递给我一把汤匙,并叮嘱道:“你先吃一口再上路,否则会触犯punan禁忌。”对于原住民来说,共享不仅是一种生存智慧,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或许,“共食”才是最有意义的过年仪式。 更多【山林珂普】: 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1月前
冬天的台北总是阴晴不定。下雨时,总让我联想到英文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句子“chilled to the bone”,每天都挂念着那四季如夏的国度。 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时,已是凌晨12点。原本预计晚上8点抵达的班机,因为引擎故障延误了4个小时才起飞,让整个候机室充满了连续不断的哀嚎声。尤其最近频频发生坠机事件,每次飞越一片海洋,都仿佛在为自己的命运下赌注。我也习惯在关机前和家人说声“我爱你”,害怕来不及传达最后的心意。 当空服人员用马来语说出“Kepada warganegara, selamat pulang ke tanah air”时,那颗悬了一整天的心终于可以放下,告诉自己:“我回到家了。”走出机舱后,强烈的温差立刻席卷而来,我一边脱下厚外套,一边向出境大厅走去。 一路上,隐约看到四周布满了不少宣传马来西亚旅游的海报。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展演照片,也有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在热带雨林中摆拍,以及砂拉越伊班族在长屋前微笑的场景,完美体现了我国“Truly Asia”的精髓。 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座代表着“马来西亚之门”欢迎外国旅客的建筑物,为何连一张特姆安族(Temuan)的照片都看不到? 我之所以会特别提到这个族群,是因为吉隆坡国际机场在还未诞生以前,曾经是特姆安族的家园。 1993年,为了修建机场,政府强制迁走Kampung Orang Asli Busut和Kampung Orang Asli Ayir Hitam的原住民,并将两个村合并,重置到雪兰莪的瓜拉冷岳县(Kuala Langat),改名为Kampung Orang Asli Busut Baru。 当年,他们无声抗议,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他们祖先的坟墓与尸骨,至今依然沉睡在机场的泥土之下,也因此,特姆安族常常私下开玩笑地说:“这是一个鬼地方”(tempat hantu)。 对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机场是通向世界的门户,也是回到祖国的第一站。但对特姆安族而言,他们的家园却被钢筋水泥永远封存,再也无法探望祖先。 装置艺术与影像呈现特姆安族文化 事实上,特姆安族的传统信仰与华人非常相似。每年12月底,很多村庄都会庆祝“祭祖日”(Haik Muyang),感念祖灵的庇佑与保护。 在刚过去的1月10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班的学生联合全球环境中心(GEC)、特姆安原住民之友协会(SGAT)和特姆安族艺术家Shaq Koyok,在八打灵再也的Papan Haus空间举办了“Ruang Temuan”民俗文化展览。展览通过装置艺术和影像呈现特姆安族的祭祖日、传统服饰和手工艺品。现场还能看到当地原住民小朋友用充满童趣的画作描绘他们对家园的认知与想像。 此次展览主题巧妙借用“Ruang Tamu”(客厅)的概念,搭建交流平台,邀请所有马来西亚人来这里“作客”,与特姆安族朋友相遇,聆听边缘族群的故事与声音。 开幕当天,每位观众在入口处都会获得一个由孟光叶(Mengkuang)编制的传统头饰(Tanjak)。戴上后,仿佛被带入神圣的场域。在昏暗的小房间中,特姆安族家门口的小神坛Sangga,通过投影机的光在眼前的幕布上“活”了过来。上面隐约能看到一些祭祖供品,比如白蜡烛、饮料、饼干和糯米糕。按下装置旁的按钮,这个虚拟小神坛后方还会喷出浓浓白烟,模拟仪式中燃烧甘文烟(Kemenyan)的环节,让不曾参与过特姆安族祭祖日的人,也能沉浸其中。 原住民自我赋权很重要 说来也奇妙,我认识的第一个原住民朋友正是 Shaq Koyok。这次新纪元学生策展的田野地包括 Kampung Orang Asli Pulau Kempas 和 Kampung Orang Asli Broga,其中 前者正是 Shaq 的村子。而上文提到的重置村,则位于 Shaq 村子的隔壁。 尽管我与Shaq相识已有6年,但我很少触碰特姆安族的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有趣,而是因为Shaq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活跃且热血的社运领袖,轮不到我替他们发声。 记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一场线上的半岛原住民论坛,大部分讲者都是西方人类学家,也是该领域的“元老级人物”。但这场长达4小时的分享会最后却有些不欢而散。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报告”只是堆砌冷冰冰的数字和晦涩的理论,既看不见有血有肉的存在,也听不到内部的声音,令唯一的原住民代表Shaq深感不满,直接批评这些研究“非常不接地气”,对原住民社区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 展览当天与Shaq重逢,我们又聊起这件事,而我忍不住大赞他的勇气,并坦言,有些事情只有原住民可以做。就像去年,纽西兰要通过一个会削弱毛利人权益的法案时,毛利议员哈娜即兴在国会跳“哈卡”(Haka)战舞,震撼全世界一样。听完我的话,Shaq轻轻许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半岛原住民有一天也能获得这样的力量。” 更多【山林珂普】: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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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次发现“种族”是被创造的,是2019年。那年6月,吉兰丹话望生的原住民村爆发16人集体死亡事件,震惊全国。一开始,他们的尸体遍布森林,葬在不同的树上,然而经过卫生部官员介入调查和解剖后,他们却变成了穆斯林,必须土葬。 这些皮肤黝黑、身型矮小的原住民叫“巴迪族”(Bateq),与马来西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峇迪布(Batik)自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族语里,“Bateq”是“人 ”的意思,有时候,他们也会自称“Bateq Hep”,意即“森林的人”(Orang Hutan)。 当我询问他们是否为穆斯林时,巴迪族村长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耐人寻味地说道:“以前,所有的人都是Bateq,华人的妈妈是Bateq,马来人的爸爸也是Bateq,但是神把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族’。像是马来人,他们以前也和我们一样的,喜欢吃猪肉,但是后来他们不吃了。他们忘记了,是他们想要和我们不一样,现在却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 “族名”具有流动性,会随时代变迁改变 纵观马来半岛19族原住民,他们的族名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一样,都是被“他者”建构的,尤其是西方殖民者。这些所谓的“族名”通常是不同语言的“人”,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关,有些甚至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变。 打个比方说,雪兰莪州的玛美里族(Mah Meri)原为一支海上游牧民族。有文献指出,他们曾经居住在彭亨和柔佛边境的兴楼(Endau)海域,甚至南至柔佛、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还有人声称,他们的足迹曾出现在柔佛峇株巴辖和麻坡南部的沿河地区。而这群人的“族名”至少有3个版本。 根据英国学者Skeat和Blagden在《Pagan Races of the Malay Peninsula》的记载,这支海上游牧民族最初被外界称为“Besisi”。在马来文中,“Sisi”是“边缘”的意思,有可能与他们的游牧性有关。1980年代左右,又有学者发现他们倾向于自称“Ma’Betisek”,意即“长鳞片的人”。 传说中,有位族人在清洗鱼只时,不慎让一片鱼鳞掉进自己眼里,结果望向远方时,以为海盗船来袭,于是马上拉响警报。由于其他人都看不见那艘船,证实为一场乌龙,所以他便被朋友取笑为“长鳞片的人”,后来再延伸为这群人的族名。 那如今使用的族名“Mah Meri”又是怎样来的?背后的原因是这支海上游牧民族在15至16世纪期间,还真的遭到了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海盗袭击,因此便一路逃亡至雪州的凯利岛(Pulau Carey),隐藏在红树林里,变成了“森林的人”。虽然这片红树林后来变成了英国人的橡胶种植园,又在近代成为了森那美公司(Sime Darby)的油棕种植园,但他们的族名却被确立了下来,从此没再更改过。 我们都是“人”? 按照相同的命名逻辑,台湾的阿美族(Amis)和北美洲的因努伊特族(Inuit)都是“人”、纽西兰的毛利人(Maori)是“正常人”。而在婆罗洲,达雅人(Dayak)是“山区内陆人”、乌鲁人(Orang Ulu)则是“上游人”。诸如此类的例子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 但若你以为西方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初次相遇,都能顺利进行“你是什么种族?”“我是人”的对答环节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些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经常陷入鸡同鸭讲的窘境,也因此创造了很多荒谬和成谜的“族名”。 例如,彭亨州的嘉户族(Jah Hut)最初被英国殖民者“登记”的族名是Jah Hĕt,意思是“Orang Bukan”。当我询问嘉户族朋友为何“不是人”时,只见众人捧腹大笑,并告诉了我一段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根据我们的族语,‘hĕt’是‘不’,‘kom’是‘可以’,或许英国人在问我们祖先问题时,他们都爱回复‘hĕt’这个词,也就是‘不懂’或‘不要’的意思,所以最后我们就莫名其妙成了‘非人物种’。”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若祖先当初回应‘kom’的话,或许今天我们就是‘Jah Kom’(可以的人)了……‘森林的人’应该叫‘Jah Brik’才对。只不过,我们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称呼,平常被问到族名,还是会回答‘Jah Hut’。” 从Hĕt变成Hut,与后来的英国官员无法识别或误听[ĕ]这个音有关,显示“族名”是一个充满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些“种族”以后,才能方便治理。 不存在“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种族”作为一个概念,究竟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抑或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焦点。想要厘清种族的定义还得分析其与生物学、文化、社会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般上,原初论 (Primordialism)认为,“种族”是基于血缘、地域、语言等客观因素自然形成的群体,具有永恒特质;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主张,“种族”并非自然存在的范畴,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由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所塑造的概念,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先不论哪种立场更准确,但至少现代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远远超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存在能够明确划分“种族边界”的生物学指标。 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一个人拥有多元和流动的身分认同早已不是什么神奇之事。神奇的是,尽管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之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但时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种族”的煽动下摇旗呐喊,继续做一颗政治人物最忠实的棋子。 更多【山林珂普】: 【新专栏登场】郭于珂/晨间的报时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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