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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

1964年9月1日,苏雪林从台南乘火车到台北,寄住师范大学第六宿舍谢冰莹寓所,等待新加坡移民局签证之余,顺便和师长及友人道别。9月7日签证办妥,9月9日,飞香港,住两天,10日台风来袭,机场关闭。第二天台风转向,乘原定航班,下午5时半抵达新加坡。堂妹苏燕生偕其女及陈铁凡、陈致平、孟瑶接机。 三位南洋大学老师名字于我易记。陈铁凡曾在马大中文系执教,陈致平是琼瑶父亲,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是我大学选修同一门课参考书。 南大教师宿舍楼以马来西亚各州命名。苏雪林住彭亨楼一号,离上课地点远,需乘车往返。3个月后柔佛楼七号有人搬出,校方考虑她年迈,此楼分配给她。新旧住处结构和面积一样,优点是到图书馆或文学院,省一半路程。 “房子内有一大间客厅兼饭厅,厅之前有拱形之廊,铁栏围绕,可置各种盆景,铁栏也缘满藤科,开出各色小花,客来可移座廊中品茗,聊天并赏玩廊外各种景致。”漂泊生涯,只有苏州天赐庄和南大教职宿舍惬合她意。“卧室大小二间,书房一间,客厅后面又有长廊二道,其一通厨房。因厨房的位置稍远,烟火气永远不侵正屋。” 创办人陈六使不亏待老师。房子设计有巧思,结构历历在目,《苏雪林自传》提自绘一图,希望将来建屋仿效。“不过是幻想,哪能实现?”她说。 英才聚集南大因素原来如此。她一入宿舍,有家庭贫困女生自荐为佣,不吃不住,烧饭洗衣、洒扫屋宇兼作杂务,每月工资叻币35元,不烧饭仅打杂者15元。3叻币合美金一元。和台湾相差无几,不同处是台湾女佣得兼顾吃住。另外,宿舍水电不取费,她倍觉轻松,在南大领取的薪金是成功大学的五倍。 到校数日上讲堂,授《诗经》和《孟子》,每周各四节。《诗经》本由台湾师范大学前中文系主任高鸿缙负责,授课精彩,学生欢迎,可惜患病,客死异邦。 《诗经》非她专业,陈铁凡送屈万里《诗经释义》,里头有高鸿缙笔记,他说先看屈注,再看高注,就不胆怯。陈铁凡是文字学专家,旧学根底深厚。他和苏雪林共事时间不长,1965年3月转到马大中文系,任教11年,1976年3月赴加拿大定居。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张夏帏、徐柳长和陈徽治,他和傅吾康合编过三大册《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 性格刚强 心存智慧 另一门《孟子》也是新课,手头上有焦循《孟子正义》,如何切入心里有分寸。陈铁凡说南大学生求知欲旺,尊师重道,老师教错,学生不责难。他给她打气:“只管壮胆开讲”。 她对本地学生印象好。《自传》提1964年12月22日受邀槟城演讲,讲题〈从屈赋中看中国文化的来源〉,听者无法笔录,但好学,他们“把讲稿借去连夜抄写,居然都抄成。这种精神,大陆及台湾的学生尚有所不及”。 南大学生初笋在〈记苏雪林教授〉说“因其安徽口音,同学乍听之下,颇不习惯,加上伊声量不大,同学往往不知所云。”好奇者可上优管视频,自听其口音可也。她“不属于能言善道的一类”,武汉大学学生吴鲁芹如是说。吴鲁芹善散文,在〈记珞珈三女杰〉说她为人认真,“文章写得不错,教书并不出色。”她授“中国文学史”,自编讲义,他经常逃课,“凭考试前啃啃讲义应付掉这门功课”。 她在南大所授《诗经》也自编讲义。其中〈诗经通论〉,论及《诗经》各种问题,文长三万字。她在南大一年半没有专书出版,1965年2月回成功大学,即着手出版计划,1967年3月,台北文星出版社一口气为她出版10本书,即《人生三部曲》、《眼泪的海》、《闲话战争》、《我的生活》、《文坛话旧》、《我论鲁迅》、《论中国的旧小说》、《最古的人类故事》、《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九歌〉中的人神恋爱问题》。 “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这是屈原《九章·涉江》句子。心直坦荡,被放逐偏远之地,一样不会损伤。苏雪林是屈赋研究专家,虽然性格刚强,经典智慧,她领会于心。武汉大学、成功大学、南洋大学,安心处就是美好象牙之塔。 离新后念念不忘《诗经》。1994年认真整理南大讲义及后来发表论文,累积20万字,遂有《诗经杂俎》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12月25日日记提序文:“本月十六日写起,昨始写毕,共四千字许,费时九日,可见余脑力之钝,去死不远矣。”她97岁,这是人生最后一本学术论著。
2月前
首先,潘受是一个诗人。 近几年,潘受像颗出土的珍珠,逐渐进入学人的研究视域。无论是谈他于1950年代初筹办南洋大学,先是担任陈六使先生的参谋,后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还是提及他毕生致力旧体诗或书法,他都是新马数一数二的作家、书法家和文化人。曾因被视为左倾反动分子而于1958年被当时的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却在1995年被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潘受从无国籍之人到文化象征的命运辗转,招来他晚年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成了国宝”,写尽新马华人在文教史上的复杂处境。 徐持庆著的《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2007)已然将潘受的诗作成就梳理出来,特别是他对潘受诗的注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诗人一生的思想脉络和创作奋斗。潘受,原名潘国渠,于1930年19岁时南渡新加坡,先在《叻报》担任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此后,他于1935至1940年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并于1941年1月至6月间担任麻坡中华中学校长半年。今日麻坡中化中学校史馆仍记录他为“战前校长潘国渠”,并珍藏着潘受校长于该校1970年创校60周年时编纂校刊《中化六十年》的翰墨题词《芳菲一卷春风史》。 潘受的三本诗作——《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和《潘受诗集》(1997),为他创作之路的重要总结。《海外庐诗》收录了他自1937年至1966年30年间的部分诗作,最早交由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出版,1985年由新加坡文化协会再版。《云南园诗集》则是他专为南洋大学而作诗的总集,记述了他参与南洋大学筹办以至创办初期的心路历程。然而,厚达八百多页的《潘受诗集》却是潘受的人生归结,其中收录了他一甲子的诗作1300首,数量尤为可观。诗集还附录作者的生活照、文友赠诗、书函,以及作者的笔墨手迹,不愧是国宝级人物。 专攻古体诗创作的潘受,实际上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他于十三四岁便开始尝试创作白话诗,甚至初到南洋后,在《叻报·椰林》副刊以笔名“衣虹”发表的小说、散文和新诗,也还是新文学创作。潘受曾为抗日时期到访新马巡演的武汉合唱团作了一首〈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 这是胜利之花呀! 买了花,救了国家。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不是要你爱花, 不是要你赏花, 买了花,救了自家。 这首朗朗上口的白话歌词当时唱遍了新马的大街小巷。1937年,潘受应陈嘉庚主席的邀请,担任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他深受南洋地区的中小学生为抗战筹款而纷纷制作纸花沿街叫卖的事迹感动,写下这首后来小学生卖花时传唱的爱国歌曲。据传,这首歌词让合唱团团长夏之秋为之落泪,随即为其谱曲,并由合唱团内年仅18岁的女高音江心美领唱——“先生,买一朵花吧……买了花,救了自家”,唱音丝丝入扣,华社上下无不动容。今日,恐怕再难想像,那些穿着校服站在街头巷尾的学生哥妹,手捧花朵,华侨筹款救国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武汉合唱团自1938年12月开始巡演,至1940年4月回国,所筹善款屡创高峰。1940年,陈嘉庚号召南洋各地华侨代表组团回国慰问抗日将士,劳军赈灾。深得嘉庚先生器重的潘受,再度受任为“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慰劳团”团长。潘受当时年仅29岁,肩负重任。他从中缅上路到中原战区,跋涉大半个中国山河,沿途坎坷险阻与耳闻点滴,后来皆一一入诗。其诗作〈自西安赴咸阳,望太白秦岭,夜雪盈巅,感日来所闻所见,成此短述〉有一句写道:“青山本是无情物,一夜伤时也白头”,道尽回国路上的沧桑感怀。彼时,章士钊先生身在重庆,读到潘受的诗作,不禁感叹:“诗在南洋矣!”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琼瑶南大探父陈致平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4月前
琼瑶走了,但她曾来过。 1964年,琼瑶到来新加坡,探望时任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父亲陈致平。据《南洋大学史料汇编》载,陈致平于1963年至1966年受聘于南洋大学,后来以一己之力完成十二卷本巨著《中华通史》,并于1979年付梓。此外,他亦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等作品,其治史之勤勉严谨,为早期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他同期任教的,还有时任系主任王德昭、余英时之父余协中、梁启超的高足贺师俊,以及助教崔贵强、颜清煌等。 陈致平在南大的最后两年,正值该校反对改制的学潮高峰。尽管风波不断,但教学和研究该做的事,南洋大学始终兢兢业业。1966年,该校迎来建校十周年,毕业生人数达到468人。同年,陈致平离任,返回台湾继续学术研究,并于1969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顾问。 任教南洋大学期间,陈致平与中文系教授苏雪林交情深厚。当时,众多名师南渡齐聚云南园,学术气氛浓郁。邻近义安学院亦有昔日旧友,往来频繁。苏雪林在《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中欣喜提到,中文系的孟瑶已先一步抵达,又细数了当年的南渡教授们,感叹道:“熟人如此之多,当然不会寂寞的。”苏雪林教授《诗经》《孟子》等经典课程,与专攻历史的陈致平虽一文一史,却同样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热忱,多了一份亲近。 26岁的琼瑶来到南洋大学探望父母,并与苏雪林见面。彼时,琼瑶凭借首部长篇小说《窗外》一举成名。这部取材自她师生恋经历的作品,因其大胆新颖而引发轰动,使她顿时名声大噪。琼瑶家族的传奇色彩更为这位才女增添几分传奇: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哥,而金庸则是琼瑶的远亲,琼瑶的堂舅。 然而,命运弄人,琼瑶的经历竟与母亲袁行恕如出一辙。袁行恕出身名门,求学期间爱上她的国文老师陈致平。这段恋情掀起轩然大波,袁行恕意外怀孕,生下了龙凤胎,其中女儿陈喆正是才女琼瑶。 《窗外》的出版给琼瑶带来了“毁灭性的风暴”(琼瑶语)。社会舆论终究难以接受师生恋这一题材,台湾文坛“狂人”李敖笔伐琼瑶,批评她违背传统道德(〈没有窗,哪有窗外?〉);她的丈夫也因此“无地自容”,夫妻关系恶化,最终于1964年正式离婚。 1964年1月21日,正处于人生低谷的琼瑶,在南洋大学的校园里与苏雪林相遇。年长琼瑶40岁的苏雪林,珍爱她的才情,特意写下〈永远莫放下你这支笔——给琼瑶〉(1965),叮嘱道:“你就永远写下去。天生你这一支彩笔,实不比寻常,你该好好利用它,假如你再能推出几部像《几度夕阳红》的创作,岂但你将屹立台湾文坛,永无人摇撼得你动,世界文苑将来也该有你一席之地呢!”后来,我们都知道,琼瑶不负所望,成为一代文坛大家。 一向创作现代小说的苏雪林,还为琼瑶写了两首古体诗〈狮城寄琼瑶女士〉。诗序云:“琼瑶乃名教授陈致平先生之女公子,凤凰其小名也,有夙慧,自幼即善属文。致平先生现与余均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夫人与余颇相得。岁初,琼瑶省亲来此邦,余始得遍读其著作,叹为一代奇才。乃忽闻有妄人故加推毁,心甚不平,赋此二诗慰之。”字里行间,流露出苏雪林对这位年轻才女的赞赏与关爱。尽管苏雪林专注于纯文学创作,但她仍然遍览琼瑶的作品,面对文坛的恶意抨击,更是愤然不平,为琼瑶发声辩护。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长寿的一位,享年102岁。她在〈当我老了的时候〉一文中如此写道——“我生来不美,所以也不爱美,为怕老丑而甘心短命,这种念头从来不曾在我脑筋里萌生过。……只希望多活几岁,让我多读几部奇书,多写几篇只可自怡悦的文章。多领略一点人生意义就行。”琼瑶大概也曾读过这些文字,但她对生命的终章有着不同选择,随风“不如归去”。 相关文章: 【花样年华】伍燕翎/刘太希诗人雅集云南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方修与潘重规的红楼之争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远为蛮荒的鸳鸯—— 潘重规黄念容在南大
5月前
6月前
1955年,南洋大学正式开课。首批聘任的院长与教授名单约有19人。据《南洋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即占据三位:佘雪漫、潘重规和凌叔华。前两位教授专攻古代文学,凌叔华则是民国时期的才女与现代作家。 南洋大学中文系一贯追随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径,此时在新马地区能够成功邀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直系弟子潘重规前来执教,实属难得之举,为后来海外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中国国学基础。 潘重规教授出生于美丽的江西婺源乡村。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文字学家黄侃。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与章太炎共同开创了“章黄学派”,并与另一位恩师刘师培并称“民国三疯子”,三人因个性鲜明、学术独特而广为人知。 1929年,黄侃携潘重规前往上海为恩师章太炎祝寿,席间章太炎问其所学,对他的才华格外欣赏,借鉴唐代文人李百药之字,将原名“崇奎”改为“重规”,借以劝勉他学有所成。1932年,潘重规应黄侃之邀,回到中央大学担任助教,延续了与师门的深厚情谊。 黄侃对潘重规的学识与人品颇为赞赏,曾评价道:“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而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他对潘重规器重有加,不仅高度认可其才气,更寄望他“可望传业”,继承自身的学术真传。最终,黄侃欣然地将长女黄念容许配予潘重规,两人成就了一段令人称羡的姻缘,成为学界佳话。 1956年,潘重规从台湾师范大学来到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并将年迈母亲接抵新加坡同住。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兼诗人潘受曾作诗〈赠潘石禅教授〉以记载其孝行: “远为蛮荒至此奇,吾军旗鼓益张之,安仁涕掩西征日,子美魂销北望时。独解红楼探古梦,不妨皂帽作经师,板舆一路春先后,伫共高堂拜母仪。”诗中传达了潘重规远渡星洲讲学,不忘孝敬母亲、悉心奉养的深厚亲情。 潘重规在南洋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国学导读”、“中国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史记”和“诗经”等课程,延续了“章黄学派”的学术脉络,积极推动汉学在海外的传播。翌年,潘重规的妻子黄念容也加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两人在异乡的学术园地携手并进、琴瑟和鸣,共同为南洋大学的中文教育奉献心力。期间,他们又为南大中文学会出版首刊的《中国语文学报》供稿,在南洋大地上播撒学术种子,为新马早期的中文系学生奠定基础。首届毕业生如余秀斌、翁世华等人对恩师怀念不已,即使到了90年代末,仍不远千里到访台北探望恩师。 与潘重规和黄念容有亲属关系且在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还有刘太希。刘太希是潘重规的舅舅,1919年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准下入学,深受当时在北大的梁启超的教益。刘太希精通书法、擅长作诗,古文造诣深厚。应时任系主任佘雪漫的邀请,刘太希前来南洋大学讲授“历代诗选”和“诗经”,与外甥潘重规夫妇及其母亲在异乡重聚。这一段学人的家庭因缘,为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增添了一段引人注目的传奇。 刘太希在南洋大学推动旧体诗创作。1960年,南洋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连七天的“大学周”诗人雅集,并邀请刘太希和佘雪漫担任顾问。这次雅集堪称一场大型的马新诗坛总动员,吸引了李冰人、陈晴山、孔祥泰、潘受、刘楚才、黄孟文等著名诗人参与。雅集借以“云南园”为题,诗人们各抒怀抱,纷纷留下诗作,最终还出版了《云南园吟唱集》,由刘太希作序。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星洲日报》两则关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严元章的报道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8月前
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库中,搜得两则与严元章先生相关的重要资料。《星洲日报》于1962年9月7日刊登了题为“联合邦宪报公布  禁止严元章入境”一文,另于1964年1月4日发布了关于“南大文学院院长严元章卸任原因”的报道。严元章继张天泽之后,担任南洋大学文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任期约4年。同时,他还兼任教育系教授及系主任,直至1965年离开新加坡,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1962年,有关报道指出,当时的首相兼外交部长依据1959年移民法令授予之权力,通过宪报宣布:“为了公众安全着想,永远禁止严元章博士(Dr. Yen Yuen Chan)进入联合邦。”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震动了当时的华人社会,尤其是教育界。早在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之际,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复被吊销教学准证,身为教总顾问的严元章仗义执言,因而引起当局不满。翌年,时任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的他被政府即刻禁止入境。五十余年后,沈慕羽先生提及严元章的经历,无不感叹:“教总从此失去一盏明灯。”(〈严元章博士与教总及华教的关系〉) 严元章虽然身在南洋大学校园,但自从英国深造归来,他即在槟城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和峇株华仁中学服务,心中始终牵挂着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发展。如今,他再也无法回到家园,心中的失望和无奈恐怕难以释怀。此后,他决意留在南洋大学专注办学,并复办了南洋大学教育系,致力于培养本土教育人才,延续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的初衷。 多事之秋,终究是事与愿违。严元章的理念与《王赓武报告书》显然存在巨大冲突。他不仅反对报告书中停办教育系的建议,还对将中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汉学系”提出异议,认为“理由亦不适当”(严元章手稿〈对于南洋大学调整学系之意见〉)。1964年,《星洲日报》报道了严元章卸任院长一职的消息,南洋大学副校长庄竹林解释,严元章“此次推辞院长职务,主要是有更多时间做研究”。尽管如此,严元章依然继续担任教育系主任,为南洋大学贡献力量。然而,明眼人皆看得出,严元章因《王赓武报告书》在南洋大学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后来,严元章赴香港执教,曾任南洋学会会长的魏维贤教授回忆说:“严博士走的那天,我还到船上去送他。” 我从教总出版的《严元章纪念文集》读到不少学人回顾严元章在南洋大学时期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他当时遭遇的沉痛感概。他在南洋大学的学生如黎达材、郑赤琰、邓日才和林源德,以及教总的同道如黄润岳和沈慕羽,每每谈起老师在这一时期教学的点点滴滴,总是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情。严元章回忆往昔的经历时写到:“哪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 严元章一生未娶。沈慕羽说他以“教育为妻,学生为子”,实在贴切。在教学岗位上,严元章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主,老师为客”的理念,认为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先“成正人”,再“成专才”,最后达到“成通人”与“成全人”的理想境界。90年代,他将自己一套教育体系整理出版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其教育理念如今已成为许多华文学校办学的基本准则。 1993年,已定居香港的严元章意外获得时任首相马哈迪的恩准,得以重返家园。根据华仁中学的大事纪载,当年7月21日,严元章重返校园,与华中五校的校长叙旧,并与时任校长黄详胜及已故的罗纯良校长、白纯瑜校长和黄宋奎校长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此时,年届85的严元章重返自己曾经掌校的地方,听着自己亲笔写下的校歌“成人又成才  有为且有容”,心中必定充满宽慰。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有为且有容的华仁中学校长严元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居鑾中华的西南浪子邱新民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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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鸡虫螳雀自纷纷,耳懒于今百不闻。卧酒餐花吾事了,只将冷眼看浮云。”  这是潘受的〈看云〉。诗写于1962年,潘受被褫夺公民权4年后。无端退隐,愁绪难以排解。看鸡虫螳雀动态,百般无聊,万事与己无关,懒散度日。卧酒、餐花,看似潇洒,却是无奈选择。云卷云舒,也激不起内心涟漪。  南洋大学的创立是马新华文教育史上重要一章,潘受是创办时期执行委员。他性格入世,二战时陪同陈嘉庚积极抗日,虽是文人,大是大非事务从不袖手旁观。  潘受生于1911年,1930年从福建南来,初任《叻报》编辑,后当中学老师,先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麻坡中化中学执教。  1953年陈六使倡议成立南洋大学,筹备过程潘受参与大小事务。1955年4月林语堂辞校长职,陈六使把发展工作交给潘受。没有校长的4年里,潘受以秘书长之职负责校务。文、理、商著名教授,皆在其任内洽聘,南大自此步入正轨。困难日子陈六使体会深刻,黄奕欢为潘受《海外庐诗》作跋时引陈六使话:“倘若没有潘先生重整旗鼓,毅然负起艰巨的责任,怕已开不了门。”  可惜时局不由潘受掌控。“华校生”多被视为思想左倾,英殖民政府对南洋大学成见极深,当时工潮和学潮此起彼伏,首席部长林有福采取非常手段,潘受被牵连,1958年公民权被褫夺,护照被没收。既无公民身分,就不能在民族事业冲锋陷阵,潘受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欢送437名第一批学生参加毕业典礼后,1959年底他离开南大。临行时对陈六使说:“成就虽未易言,而基础已立,规模已具,当为公众人士共见之事实。”陈六使几乎是含着眼泪接受辞呈。  从此成了单纯的文人墨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清朝赵翼的名句。徐持庆同情潘受,写《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向他敬礼。徐持庆说潘受被边缘化后,“有更多的时间优游于墨晕中,扬帆于诗海里”,艺术生命因此丰硕,让他的创作“更上一层楼”。徐持庆感叹:“有时幸与不幸真在一线之间。”  徐持庆是一位有趣的学者。2002年拉曼大学成立,八打灵13区为临时上课地点。中文系课程由洪天赐老师、林水檺老师和我共同拟定。我纯属客串性质,不料开课匆忙,近水楼台,很自然被两位老师拉去兼课,和莫顺宗二人合作给大一新生上中国通史。徐持庆是第一届中文系学生,当时年近60,健谈且幽默,又能融入学生群中。他从不缺课,引人注意的是古风神采,孜孜古体诗创作。第二年他转到广州暨南大学,他的《敲梦轩诗稿第三辑》有几首诗写他“老来上课”滋味。再见他时已是2008年,已经考获硕士学位了。当天他给我的赠书就是《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 南洋大学是悲喜的中心点  前阵子读《周颖南文库》,15册中其中3册是周颖南和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的通信集。潘受是周颖南的好朋友,两人每星期至少见面一次。3册通信集中,潘受的品德才华,不断被提及。周颖南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经常穿梭新加坡和中国,潘受则默默忍受思乡之苦。1982年新加坡书协组团访问中国,会长陈声桂才惊觉潘受身陷无国籍无护照的困境,经他多方奔走,潘受重获公民权。潘受在官方的地位自此扶摇直上。1986年获新加坡文化奖。1995年,新加坡政府给他更高荣誉,宣布他为“国宝”。  潘受看淡名利,本来心如止水,但是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授其名誉博士时,心情再度波动。南洋大学是他一生悲喜的中心点,他说南洋理工大学若能恢复南洋大学原名,各方面的心才会平息。“一切不是顺理成章,百利而无一弊吗?”他受访时说。谈起南洋大学沧桑,“声音哽咽,几欲落泪。”  文人所谓顺理成章,放到政治平台,永远不可能是同一回事。“谁共伤心泪一弹,罪魁竞扮沐猴冠。平生文债浑闲事,百感今朝下笔难。”接领名誉博士时他有感而发,其中“罪魁竞扮沐猴冠”引发不少争论。虽然潘受说他骂自己,与旁人无关,但是诗发表以后,对号入座的联想从不间断。  潘受1999年过世。不间断的讨论,还包括没有长眠新加坡,要拜祭这位新加坡国宝得到澳洲柏斯市郊墓园。让人无言以对的,还包括他和原配郑尔芬及续弦郑文慧的3块墓碑,“全用英文镌刻,没有中文字。”徐持庆谈到这点时怅然不已。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