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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店

走进沙登新村的一间住家式鞋店,一股刺鼻熏人的皮革味立刻钻入我的鼻尖。这间店空间狭小,门面简单,不像商场里的那些鞋店般装潢精致。一眼望去,整间店里只有一排排的木架,木架上摆满了各式皮鞋,但这些皮鞋的款式老旧,设计简单。 谁能想到,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店所在的新村,在90年代曾是远近闻名的“履艺之村”?那时候甚至有不少达官贵人都会来新村买上一双皮鞋。 我从没穿过皮鞋,对皮鞋所知甚少。所有与皮鞋相关的故事都是从我阿公那里听来的。阿公告诉我,皮鞋在他们那个年代只有达官贵人才买得起,皮鞋是有钱、有身分的地位象征。所以,我阿公对皮鞋有很深的执念,那双他年轻时攒了很久的钱才买来的皮鞋,他一直舍不得丢。他穿那双皮鞋已经几十年了,皮鞋鞋面已经褪色斑驳,鞋底也磨损得有些光滑,但那双皮鞋始终很结实,好像怎么都穿不坏。我总拿阿公的皮鞋开玩笑,说那是上世纪走出来的“文物”。然而现在,像阿公那样款式老旧的皮鞋竟然穿越了时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间店里。 在店里转了几圈,我始终没有找到一双我愿意花钱买的新款皮鞋。店里的外劳也不急着推销,只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左挑右选。偶尔,外劳会用他蹩脚的中文反复说:“皮鞋好,真皮。”他们的神色庄重,绞尽脑汁想给我介绍他们的手工皮鞋,可他们咬字不清,懂得的华文词汇有限,只是不断重复着“皮鞋”很好,是“真皮”做的,我却丝毫感受不到鞋子的任何特色和魅力。 店里灯光明亮,却显得有些冷清。偶尔有顾客走进来,看了看鞋子,或者聊上几句。一听一双不知名牌子的皮鞋要一百多块,他们大多皱起了眉头,转身就走。店里的人似乎也习惯了这种销售模式,顾客来了,看上就买,看不上就走,他们并不会特意挽留客户,也不会强行推销。这里就像一个小型的中转站,有无数人路过甚至走进去看一看,却不会在这里停留太久,也不会从这里带走些什么。中转站里只有那些坚持做手工皮鞋的老师傅们等待的背影,他们日复一日地坐在鞋厂里赶工,重复着绘样、缝线、打磨、粘合鞋子的动作。一双双皮鞋在他们手下渐渐成型,继而被放在“中转站”中,无人问津。 17岁就开始学做鞋 这便是我在沙登新村一家经营了五十几年的小型皮鞋店里所看到的景象。店里的几位老师傅头发都已经发白了,双手布满了老茧。对他们来说,没有“退休”这回事。即使他们大多已经六十多岁了,仍会每天返回店里的工作间,日复一日地坐在工作台前,俯身裁皮、缝线、打磨鞋子。 在早年的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鼓励人民优先购买本地制造的产品,努力扶持本地制造业,而对中小型手工业实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那时候,政府对本地制造业提供了不少优惠,比如税收减免、低息贷款以鼓励本地制适业的发展。这让沙登的制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在90年代,沙登新村九成以上的店铺都是卖鞋的,人们称这里为“鞋村”。它是仅次于怡保的马来西亚第二大鞋业中心。 周师傅说,那时候学做鞋很吃香。皮鞋是有身分地位的人才穿得起的,一双合脚、做工精细的皮鞋不仅能穿很多年,还能彰显主人的品味。对那些不擅长读书的人而言,去鞋店拜师学艺,学一门扎实的手艺,然后自己开店,是最有前途的路子。当时,想学制鞋的人多不胜数,但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学徒。有些人为了能进好鞋店当学徒,甚至愿意先去店里当杂工,只求师傅肯传授他们制鞋的手艺。 他从17岁就开始跟叔叔学做鞋了,从最基础的切割、缝制学起,日复一日,直至逐渐掌握制皮鞋的工艺,继承了皮鞋店。他和村里无数人一样,曾以为学了这门手艺便能有个稳定的前程,然而这份希望最终随沙登“鞋城计划”的破灭一同化为泡影。提及沙登“鞋城计划”,那里的多数师傅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他们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告吹对沙登鞋业的影响。他们只知道,这行越来越难做了。中国皮鞋制品强势涌入马来西亚,那些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皮鞋成品迅速席卷街头巷尾乃至各大网购平台,逐步压缩了本地鞋商的生存空间。 新村里,那些规模较大的鞋店尚且能依靠自家的制鞋厂苦苦支撑,雇用外劳批量生产,并试着学习网上营销,艰难地摸索转型之路,而像周师傅这样的小型手工鞋店,却被中国制品和本地大型的制鞋厂这两座大山前后夹击,生存空间几乎所剩无几。 周师傅他们不会网络营销,也不懂得在网上吸引顾客的目光。对他们而言,生意主要还是靠着口碑和品质。师傅们日复一日地在鞋店后方的小工作坊里忙碌着,那里空气闷热,只有一台小电风扇努力吹拂着,却无法吹散热气。工坊里一片凌乱,鞋楦和皮革边角料四散堆放,桌面上到处是未完成的鞋子和工具。他们每一天最多只能做20双鞋,每一双皮鞋都要反复打磨、缝合,力求完美。即便如此,他们的收入也依旧难以保证稳定。 沙登的年轻人早已不愿涉足这行。制鞋又脏又累,薪资也不高,学徒更是要熬上几年,才能勉强养活自己。他们宁愿去餐馆、咖啡馆或商场等打工都不愿意留在这里继续学做鞋。因此,周师傅店里常见的店员或学徒都是外劳。这些外劳华语说得不好,难以与那些年长且完全不懂马来语的客户沟通,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交流。有时候,外劳会误听客户的要求,或者拿错客户鞋子的尺寸和款式。 这就是我在热闹的沙登新村——昔日的“履艺之村”里所看到的皮鞋行业景象。这里依旧人潮涌动,年轻人仍然在此生活,沙登并未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然而,这片曾经遍布鞋店、弥漫着皮革味的土地如今却只剩下一群逐渐老去的制鞋人与他们苦苦坚守着的手工皮鞋店。那些鞋店大多隐藏在沙登新村的住宅区中,门面低调,外观看起来与普通住宅无异。它们分布在由住家改成的小吃店、茶餐室之间,若不仔细留意,几乎难以察觉他们的存在。很少人会特意踏入这些鞋店,买上一双皮鞋,更没有人会去留意这群加起来年岁过千的制鞋人的生存处境。 当我离开鞋店工作坊时,那群师傅们还在继续做鞋。店里最年轻的学徒已年过40,他是这间店最后的本地学徒,像一根尚未断裂的旧线,勉力维系着这间经营数十年的皮鞋店最后的一丝尊严。 作坊里的其他工人都是外劳,他们的手指在皮革上游走,剪裁、缝制、上胶。动作熟练的他们看似融入了这里,但他们的语言却与这间老旧的店铺格格不入,他们间的交流多是混杂着马来语与华语的短句。他们不懂这些鞋承载的过去,只知道这里提供一份勉强维生的工作。 我想,再过十几年,当店里那位最“年轻”的学徒也无力再做鞋时,这家鞋店会否交由那些外劳接手?又或许这间老店会成为沙登鞋业的一部分历史?那间狭小的工作间里,周师傅弓着背做鞋的身影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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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9日讯)狮城七旬好雇主与菲律宾女佣互相陪伴20余载,感情深厚,雇主相信“活到老,学到老”,自掏腰包让女佣在新加坡进修创业课程,女佣如今在家乡成“老板娘”,拥有旅行社和鞋店的生意,能够自力更生。 来自菲律宾伊洛伊洛市的茱伊(58岁),在2000年到王淑真(75岁)的家当女佣,两年后王淑真的女儿离开新加坡到美国生活,留下主仆互相扶持,至今已是20年。 茱伊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王淑真对她而言是“理想雇主”。 她说:“她支持我、理解我,给我足够的自由,并鼓励我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我。” 2008年到2009年间,王淑真推动茱伊在非营利组织“Aidha”报名学习创业、时间和金钱管理等课程,并为她负担所有课程费用。 她说:“通过学到的创业知识,我得以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在家乡经商,拥有自己的小生意,一间小型旅行社和一间鞋店。” 课程结束后,她继续留在该组织做义工,并在2014年成为校区副经理。 直到目前,她每周利用自己唯一的休息日协助管理,并为更多在上课的女佣提供帮助。 茱伊也用积蓄与3位朋友一起投资马尼拉的一间新公寓单位。 被问及支持茱伊提高技能的初衷,从事教育、训导行业的王淑真表示,她相信“活到老,学到老”。 她告诉记者,茱伊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使得她年过七旬还可以投身工作;她也从来没借过一分钱,大家很信任彼此。 两人超越主仆、更像家人的关系令人暖心。 2014年,王淑真受邀到茱伊的家乡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并成为她女儿的干妈。 茱伊的3个孩子和小外孙女也在2018年来新探望,一家人在王淑真家中借住了3周。 王淑真说:“我把她的家人也当做我的家人。” 陪雇主参加戏剧工坊 被相中当戏剧主角 热爱戏剧的王淑真时常拉着茱伊陪自己参加各式各样的戏剧工作坊。去年10月一次偶然的契机,经王淑真在滨海艺术中心工作的朋友介绍,茱伊被选为主角之一,参演了一场舞蹈戏剧表演。 茱伊说:“这个表演讲述外籍劳工背井离乡来新工作的经历和见闻。我没想到,我的故事会被选中,成为主要情节之一。” 王淑真到场观演,并告诉记者,她为茱伊的表现感到骄傲。 互伴20余载 不舍退休返乡 根据条例,在新加坡工作的50岁及以上女佣,可更新工作准证直到60岁。 58岁的茱伊即将退休,她说:“很舍不得她。我感谢她的鼓励,让我创办自己的生意,退休后还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两人今年还一起去槟城度假探亲。 8年前,茱伊的大儿子找不到工作,王淑真就让自己在槟城开公司的弟弟雇用茱伊的儿子,两家的联系也因为两人的主仆关系而变得更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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