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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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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住民社会中混久了,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当主流世界“努力”延续着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遗产时,那些生活在边缘地区的原住民早已与不同的种族通婚,他们的外貌、肤色、语言和习俗不但难以按照传统的体质或语言人类学标准加以鉴定或分类,就连名字也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逻辑或模式。 最近,一名华裔男子在斋戒月期间进食,无端遭到一名马来大叔突袭,对方不仅威胁他出示身分证,还扇了他一巴掌,仅仅因为他“看起来像穆斯林”。事件曝光后立刻引发全国热议,而我则是五味杂陈,因为这名华裔男子的经历,其实是原住民的日常写照。 事实上,大多数原住民至少有两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对内的”(nama dalam),通常与出生地或外貌特征有关。老一辈的原住民大多在森林中诞生,因此他们的父母常借用植物的名字,例如Serdang、Nipah或Kantan等等。若出生地点没有显著的特色,那强壮的孩子或被取名为 Lembu,单眼皮的孩子则被称作 Sepet。 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外来物品逐渐深入原住民部落,一些名字开始与商品挂钩,例如,在车里出生的孩子叫Kereta,母亲分娩前刚好穿着Adidas运动鞋,因此成了新生儿的名字。当然,口头禅也是命名灵感之一——若某个婴儿在牙牙学语期不断发出“mongmong”之类的外星词汇,很有可能就会演变成他“对内的名字”。 第二个名字是“对外的”(nama luar),一般与典型的马来人或穆斯林名字无异,唯一的差别是,他们的身分证不一定会印有“伊斯兰教”的字眼,因为他们可以信奉基督教、佛教、兴都教或巴哈伊教,甚至是维持传统的万物有灵论。 由于“对内的名字”是村内机密,而他们又未必熟悉彼此“对外的名字”,导致我时常在不同的原住民村落上演“寻人记”,必须不断出示对方的照片或努力描述他们的五官,才能顺利找到某个Mohammad和某个Fatimah到底住在哪里。 但问题是——若这些原住民并非穆斯林,为什么仍然使用马来名字呢? 一生都被问“你是什么人?” 某次在嘉坤族部落做研究时,天色已近黄昏,负责买汽油的人尚未抵达,屋里因此一片漆黑。我在光线有点薄弱的情况下,判断旁边躺着一对原住民母女,但随着发电机被启动,高脚屋顿时变得灯火通明,这对母女竟然变成了华人! 瞧我一脸疑惑,这位母亲于是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Mariam Anak kepada Lim Ah Keong,我爸爸是华人,妈妈是嘉坤族。我会讲一点中文,因为在华人庙工作,我还会帮观音娘娘‘跳当’(起乩)的啊!” 吃晚餐时,大伙儿都是盘脚坐的,就在厨房旁边的草席上。有人泡了咖啡和茶、有人烤了一大盆鱼,还有人炒了几碟青菜,什么忙都没帮上的我,就这样理所当然地伸出一双手,接过这些人赐予的粮食与温饱。 在共食与闲话家常之中,我也无意间偷听到原住民的日常烦恼,有人抱怨:“那天我在路上被一个马来警察拦截,说要检查我的身分证。他怀疑我是没有准证的印尼外劳,结果被我怒呛,我在你们还没来到马来西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另一个长得有点像马来人的原住民突然搭上话题,说道:“我经常被问为何不戴头巾,尤其是斋戒月期间,一直被问为何吃东西,我又不是穆斯林!不过,我现在不管了,就是喜欢故意穿着Baju Kurung去餐厅,光明正大地吃给他们看!” 伴随着一阵狂笑声,Mariam又接着说:“我从小到大都被人家问名字是不是写错,怎么‘马来名’后面配的是‘华人姓’呢?有时候,我还会申请不到原住民福利,他们说我不是原住民,但我从小就在原住民村长大的,怎么就不是原住民呢?” 原住民名字无统一格式 有鉴于马来西亚政府的治理需求,每个种族都有一套独特的命名系统,例如马来穆斯林采的是亲子联名制,中间一般都会配上“bin”或“binti”的字眼。华人的话则是按照“籍贯”制定每个家族的“姓氏”。至于印度人,虽然同样采亲子联名制,但为了与穆斯林身分区隔开来,子女与父亲的名字中间,通常使用的是马来文的“A/P”(Anak Perempuan的缩写)或是“A/L”(Anak Lelaki的缩写)。 原住民的命名制度相对复杂多了,或者说,政府根本没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来应对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国民登记局不太能接受原住民“对内的名字”,认为它们听起来太过荒谬,所以有些官员会“鼓励”原住民取马来名,或暗地里为他们的身分证加入了“bin”或“binti”的字眼,因而让外界经常搞混他们与马来人的身分。 据了解,不同州属在原住民的命名系统上采取不同规定:有些州强制所有原住民只能使用 bin/binti,有些则允许原住民借用印度人的A/P或A/L格式,而另一些州则自行推行较为中性的 “Anak kepada” 作为替代方案。 若涉及混血原住民,情况往往更加随性。我曾遇到一名嘉坤族与华人通婚所生的男子,他的华人父亲名为 Tan Ah Lek。为了让儿子能够继承母亲的原住民身分,同时又不想抹去华人血统,家人最终决定将他的名字登记为 “Tan Jun Hao Anak kepada Tan Ah Lek”,而非采用典型的马来名字加华人姓氏的组合。 这种拼凑式的命名逻辑,让我每次绘制原住民族谱时,都震惊不已,但这些住在山林里的朋友却总爱开玩笑地说:“哎呀,我们早就习惯这种乱七八糟的名字了!” 更多【山林珂普】: 郭于珂/小心大脚怪! 郭于珂/几根烟的时间? 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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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最炎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回了乡下的老家。这是因为我大学放了假期的缘故。回到老家时,我眼前只看到一个破旧的高脚屋,坚定地站在金色杂草海洋对面,像是一座小灯塔。 “我的家在旷野。”我心里升起这个想法。 我们家用车是一辆五十铃皮卡,车底盘比起一般轿车要高很多。我们乘着,翻越了无数个山头,去到了新地方。可是如今,连老家的路都开不进去。因为金色杂草海洋的缘故,车子可能会搁浅。太久无人打理,杂草高得足以淹没我的腰身。至于为什么是金色,父亲说是叫了住在附近的姨丈提早几天喷了草药,要不然还会长得更高。 于是,我们把车停在岸边,徒步涉水。用手拨开金色杂草,注意脚下每一步,也顾不及有没有害虫。我觉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被埃及军队追赶,到了红海边,上帝赐神迹,在海中央开了一条道路给以色列人,他们就步行过海,去到了旷野。我们也在步行往旷野的海底,不过略显干燥。到了高脚屋楼下的水泥地,也算是旷野的岸边。 高脚屋表面的油漆都掉了色,原本的鲜绿色都淡了,掺了水一样。阶梯布满青苔,板子有点腐朽,踩上去有咯吱咯吱的声响,可还是把我们给提了起来,像迟暮老人看到游子归乡那么欣喜。 到了阳台,原本的木门前有一道我们离开前加上的铁门,因为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留在了这里,而高脚屋坐落在人烟稀少的地点,难免有胆心。更何况,原本养着的狗也随我们去了新住处,这里是真真正正没有了活着的家人。铁门上有三个大锁,光是开门就用了大概两三分钟时间。 一打开了大门,母亲就大喊:“阿爸,我们回来咯!” 我爷爷的遗像尚挂在客厅,照片里关不上的眼看顾着这个由他亲手建起的房子。而在打开门这一秒,他在看着我们。爷爷遗像一直没有处理,是因为我们家还没有买下新房子,住在店屋里,也没有个厅堂可以摆放。就麻烦他老人家留守这个老房子。甚至,门旁老式电表上的门票还写着他的名字。 爷爷遗像也是我们回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活在这个世界的家人。还有埋葬在金色海洋某个角落的猫猫狗狗,我仍然记得它们埋葬在哪一个方位。这个高脚屋像是一个中枢系统一样,保存着很多掉落的时间,回来的时候总能唤起一些回忆。经历过的生离死别,好多,平时被抛掷脑后,此刻都在眼前。 在脚踩到客厅地板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温度。一种木板的温度,一种生物的温度,和我脚底的温度在交流着,仿佛建立了什么连接一样。这是那些瓷砖、洋灰、水泥地无法比拟的。这是活的。我在这高脚屋住了有二十年的光阴,可以说这连接我早就做过,而且建立得很深。我感觉我和这房子是一体的。我每一根神经和每一根血管,都和这些木板纹路连在一起过。和对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就好像闭上眼仍能用手精准碰到鼻尖。 不过,这里脏了。 在我们这些曾经的原住民离开之后,好像又来了一批新的居民。满地都是粉尘,壁虎粪,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细小颗粒。赤脚踩在上面感觉有些古怪。我家习惯是入了家门就不穿鞋。 我们打开了所有门窗,阳光照了进来,这或许是这个空间那么久以来第一次直面太阳。阳光如一条蛇透过缝隙钻了进来。空气中一堆灰尘在迎接它,雀跃地飞来飞去,像是水族馆里看到的鱼群,感觉在述说着什么。 窗外有棵柚子树,父亲一看到就说:“这棵柚子完蛋咯。” 其实完蛋的何止这一棵柚子树。房子后面还栽种着几十棵桔子树,那些也都完蛋了。它们从以前就娇贵得要死,父亲把它们当作孩子一样照顾。甚至于看到果实就知道是哪一棵树。如今独立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有完全死去真的很不错了,现在也只是开不出花。爬藤植物缠绕在它们的枝桠上,像是困锁,把它们锁在地里一样。它们离不开这旷野,不是因为罪过,而是命运。 还有栽种在房子两边的香椰树。从前,它们结果很多,很多。我的父亲甚至没有过多照料它们,可它们还是很努力在生活。可如今,也是没有什么果实了。有一两颗尚在树上,都有洞口。都是因为松鼠的缘故,我父亲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这些“原住民”还住在这里时,它们不敢贸然靠近这里。而且我们还养着猫狗,它们更感觉到危机。我们搬离这里后,它们就开始入侵,肆意地吃。就连刚刚成形,还没有汁液的椰子也都被它们啃了去。或许,其实它们曾经也是原住民,而我们才是入侵者。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以色列人。掠夺。杀死。同化。最后,安居下来。那松鼠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外邦人。不过,我们的“以色列”也几乎亡国,子民流离。它们又重新占据了这里。不知它们帝国的名字是罗马,还是巴比伦。但是,我们离开了,它们国家经济系统好像也没有建立得很好。母亲进入奶奶的房间时,发现了一只死老鼠。应该是饿死的。这里或许闹了饥荒。没有了我们,果树没有果子,屋子里也没粮食,也没垃圾。从前,我们家闹过老鼠,每天都从天花板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一开始,我对这入侵者的行军演习害怕极了。后来倒也习惯了,只要不来我的脚下钻来钻去就行。我们在无形之中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互不相见,互相牵连。但是只要一见面就会表现出互相鄙视之本质。 母亲也就开始了家庭主妇的工作,拿起扫帚,大致上打扫了一下。扫起的灰尘逼得我妹妹直打喷嚏,她就到阳台去了。而父亲,坐在他以往一直靠着的窗台前抽烟。他们都在一瞬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拿起另一把多余的扫帚,也扫起地来。扫帚的毛变硬了,在木板地上扫过瞬间发出沙沙声,和风吹过叶子的声音有点像。地上的粉尘被聚集成一座小山,然后被移走,如此反复,木板也就回复了原本的触感。可是,扫帚还是太旧了,我怎么扫也扫不干净。总有一些细碎到肉眼看不见,可是皮肉感觉得到的粉尘还在地上。对脚感来说并不舒服。可没办法。 我想起儿时也曾这样玩过,不过那时地上的粉尘是我自己造成的。小小的我喜欢把爽身粉倒在地上,地上就因为有这些细颗粒就变得很滑,就可以玩起赤脚滑冰。不过最后总会被母亲大骂一顿。此刻我像是在还小时候欠下的债。 这个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都睡过,父母的房间、叔叔一家的房间、爷爷奶奶的房间。此刻却是越来越陌生起来。我们家的天花板是贴上墙纸的,因为时光流逝加上空气潮湿的缘故,墙纸都有些脱落或是破裂。倒挂在天花板上,有的一大片,有的是一小片,呈现不同大小的倒三角形,像是钟乳石洞一样。这一进门,我越发觉得自己是外来者。 小时候,我与父母同睡一间房间。于是,我像小狗一样留下了很多记号。墙上被我贴上很多假面骑士的贴纸。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在摆着不同的造型,有一些还骑在摩托车上。像是象形文字一样。不知道当时的人在想什么,难以解读。有的贴纸也有损坏,或脱落,或落色,像是被风化过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随着时间而被遗忘。而母亲一进入到房间里就在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 叔叔一家在我幼儿园时就到外打拼,他们的房间就闲置了下来,尔后就成了我的房间。我住了好几年,可是并不舒适。我的鼻子对气味很敏感。每一间房间的味道并不尽然相同。即使是在一个屋簷下。奶奶的房间有一种古旧的味道。而叔叔一家的房间,我一开始入住的时候,就感觉空气中有一种很冷的气味。很冷冽,和他们房间里旧得发黄的冷气机吹出的风一样。呼呼地。像要排除我一样。我一开始根本睡不好。以为住久了以后就会习惯,或是改变这里的气味。可是我根本做不到。这房间里那种冷冷的气味就像是地缚灵一样守在里面。麻瓜如我无法驱散。从征服到被征服。无法同化,但能共存。 我还是得到了珍贵的一个人的房间。记录了我的成长。我所有黑暗的生产过程,都是在这间房间的见证下。我在这个房间里把七宗罪犯了个遍。或许这就是这个房间要驱逐我的原因之一,我玷污了这里的圣洁。或是贞洁。玷污上帝圣殿的以色列人也一直被上帝降下惩罚。但是上帝有极高的包容,只要悔过就会原谅祂的子民。我就在这个房间里一直忏悔过。但人心的罪恶总循环反复,犯罪又“悔改”的戏码像是永不落幕一样。老旧冷气机的呼呼风声一直在责备我,那一点小绿光是判官的眼睛。我像是被目击所有罪行的罪人一样,罪证无懈可击。还好,我的居留证从不被剥夺。 我是存着敬畏又放肆的心在这个房间度过无数夜晚。 打扫告一段落后,我们一家子就在客厅里坐下,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母亲就开口:“这个房子其实还可以住,只是要先打扫和整理。”我们沉默两秒,仿佛所有人都刚从梦境中醒来,才点头认同。 离开之前,关上门的前一刻,母亲又对着爷爷的遗像喊:“阿爸,我们走咯,你要看家哦!” 我们又一次徒步走过金色海洋,坐上五十铃皮卡。这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回过头,直到上车之前远远地望了一眼。在车上,父亲就开始大骂,因为有人在巴刹里散播假消息,说我们要把这片地给卖了。我心中一紧,我们家差点被安上卖国贼的罪名。我想,即使是真的没钱,父亲也不会同意卖掉那片地。 那是我们的旷野,我们曾经是原住民。 不知道百年后会否有新的入侵者,但现在那片旷野已经有新的原住民了。 我们百年后也不会再回到旷野。 相关文章: 汤仲伟/未终结的史诗 汤仲伟/当阳光侧身见我 汤仲伟/生活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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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城市人,我们早已习惯使用手机完成各种任务,例如联络他人、撰写邮件、排定行程等等。若想与外国人见面,并不一定要专程搭飞机到他身处的国度,因为网络科技的方便,让我们克服了距离与时间的问题。 然而,这种便利,对大多数原住民而言却是一种奢侈。尽管大家都住在同一片国土上,但他们手握的天地通数码 (CelcomDigi)也许在森林里偏偏“不通”;U移动(U Mobile)到了偏远村落就“寸步难行”;而明讯(Maxis)更多时候应该改名为“暗讯”,因为就算爬到树上采集讯号,依然连一通电话都无法拨出去。 Aminah是少数拥有手机又有讯号的原住民,也是一名习俗领袖。由于她比其他原住民更容易联系,因此我乐观地以为,想要讨论的事情很快就会谈妥。 在某个炎热的周日午后,我和Aminah相约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会面。我一向讲究守时,每次行程确定后,都会立刻记在行事历上,并提前半小时到达,避免让对方久等。但当我抵达酒店柜台,却还是听到了晴天霹雳的消息:“今天的确有一群原住民在这里开会,但他们中午12点已经退房了耶。” 已经退房?我瞄了一眼手表,现在傍晚5点,我和Aminah约好5点半见面,她人到底在哪里?和柜台小姐道谢以后,我便走到酒店大厅拨电给Aminah。 尽管早有预感会被放鸽子,但我还是尽量保持冷静,礼貌地询问她的所在。没想到,Aminah竟然若无其事地回应:“我的会议提早结束,然后天气很热,受不了,所以就回家了。” 听到这个答案,我不禁有些气愤又好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爽约的烂理由。就在我琢磨着下一步对策时,Aminah却率先提议:“要不你就直接来村里见我吧!” 我原以为自己可以省去不少时间成本,在我熟悉的城市里与Aminah见面。结果还是得先勇闯一座森林,才能坐下来好好对话。 原住民村最后一哩路:难以估算的距离 按捺不住性子的我,隔天一早便独自驱车前往Aminah的村子,又是一个卫星导航搜寻不到的地方。这次我逼自己早点入睡,清晨启程前灌了一杯咖啡,心想有了充足的睡眠和兴奋剂,我一定能撑到最后。 等我开了3小时的车程到达一个小镇,并在一家便利店前见到Aminah时,我立刻问道:“请问从这里到你的村子,大概需要多久?” 初次见到Aminah,我有点惊讶,她身型娇小,像个小女孩,和她说话时必须微微弯腰,实在看不出她已经当了祖母。当她爬上副驾驶座时,只是表情逗趣地望着我说:“这要看你的驾驶技术。” 我进过不少原住民村,自认已走过各种破烂不堪的道路,但跟着Aminah这个人肉导航器走到布满尖石块和烂泥浆的红土路时,我意识到,这次挑战大了。 这么惨不忍睹的道路,顶多只能用上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来行走,宛如一只笨重的大乌龟,走没几步路就会卡在碎石堆或陷进泥浆洞里,必须狂踩油门才能爬出来,一不小心,煞车器还会失灵,使车子从斜坡滑到另一个洼地。 看着前方的黄土沙尘纷飞,覆盖我的车身,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来到了撒哈拉沙漠,直到我用水扫把挡风玻璃洗过一轮后,才发现那些看起来像成群骆驼的影子,原来是一辆辆“满载而归”的伐木卡车和油棕罗里。 当第10辆卡车从身边驶过时,我忍不住再次问道:“以这种龟速,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达你的村子?”没想到,Aminah随即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大概两根烟的时间(dua batang rokok)吧!” 另类的记时方式与幽默的抗议手段 两根烟的时间?从没吸过烟的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几分几秒。面对我的追问,Aminah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好多年前,州政府曾经要抢走我们的土地,事情还闹上法庭。当我的老母亲被传召上庭作证时,被告律师(defendant’s lawyer)也问了她同一道问题,那就是‘从镇上到村子需要多久时间?’由于我的母亲必须证明我们族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片土地上,并且熟悉这个地方,因此若她说错时间或是给错距离,那我们很有可能会败诉。不过,我的母亲是乡下人,没有念过书,你觉得她有可能会讲出‘1个小时’或是‘15公里’这种答案吗? 当然不可能,所以她思考了一会儿便说出‘两根烟的时间’。” 听到这里,我好奇地问了一句:“那……那名被告律师有听懂吗?” Aminah接着说:“当然听不懂,他还一脸疑惑地请我的母亲解释,结果反而被法官呛,叫他尝试从吉隆坡开车到我们村子,算一下自己抽了多少根烟,再除以行驶时间,那他就会知道一根烟的时间是多少,两根烟的时间又有多长了!” 等Aminah兴致勃勃地讲完这个故事,我们终于抵达她的村子,这个山长水远的地方。但我依然对于“两根烟的时间”感到疑惑,看了一眼手表,再估算一下时间,忍不住吐槽:“这段路起码要一包烟的时间吧!” 只见Aminah在空气中变出一根隐形香烟,比手画脚地说道:“所谓的两根烟,不是叫你吸吸吸吸吸吸,你要吸一下,吐一下,休息一下,再吸一下,吐一下,这样。” 更多【山林珂普】: 郭于珂/拒绝共食会招来蛇? 郭于珂/家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郭于珂/被创造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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